星期二, 十二月 26, 2006

往事并不如烟一

  这本书是我对往事的片断回忆,但它不是完整的回忆录。

  曾经,最珍贵和最难得的个人活动,便是回忆。因为它是比日记或书信更加稳妥的保存社会真实的办法。许多人受到伤害和惊吓,毁掉了所有属于私人的文字记录,随之也抹去了对往事的真切记忆。于是,历史不但变得模糊不清,而且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被改写。这样的“记忆”就像手握沙子一样,很快从指缝里流掉。从前的人什么都相信,相信……后来突然又什么都不信了。何以如此?其中恐怕就有我们长期回避真实、拒绝真实的问题。

  我这辈子,经历了天堂、地狱、人间三部曲,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孤单的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拿起笔,也是在为自己寻找继续生存的理由和力量,拯救我即将枯萎的心。而提笔的那一刻,才知道语言的无用,文字的无力。它们似乎永远无法叙述出一个人内心的爱与乐,苦与仇。

  寂静的我独坐在寂静的夜,那些生活的影子便不期而至,眼窝里就会涌出泪水,提笔则更是泪流不止,毫无办法,已成疾。因为,一个平淡的词语,常包藏着无数寒夜里的心悸。我想,能够悲伤也是一种权利。

  往事如烟,往事又并不如烟。我仅仅是把看到的、记得的和想到的记录下来而已,一共写了六篇,涉及八个(不包括我的父母)。这些人,有的深邃如海,有的浅白如溪。前者如罗隆基、聂绀驽,后者如潘素、罗仪凤。他(她)们有才、有德、有能,个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可说而不可看,或者可看而不可想。其实,不论贵贱和成败,人既不应当变为圣像,也不应当遭受藐视。

  书是献给父母的。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

章诒和

2003年8月21日于守愚斋

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章诒和


--------------------------------------------------------------------------------
  史良(一九零零-一九八五)江苏常州人,女。一九三一年后,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上海妇女救国会常委。一九三六年被国民党所逮捕,为历史上著名“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民主运动。一九三八年后,任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联络会主任,第一、二届参政员。一九四二年,任民盟中央常委、重庆市支部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为上海民盟执行部负责人之一。一九四九年后,任国家司法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是第二至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摘自《二十世纪中国名人辞典》


  这个辞典上的史良,是以职务为材料,年经事纬,叙列出来的人。在民主党派史料汇编里或共和国部长传记里,对她的介绍要比这个条目详尽些,约有千余字。除了对“七君子事件”的叙述而外,还强调解放前的史良作为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律师,如何敢于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营救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解放后的史良作为首任司法部部长(她和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是当时仅有的两位女部长),如何建立和健全了人民司法机构和工作;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民盟)负责人的史良,如何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即使在“文革”期中,也没有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等等。这些内容写得准确又周正。但活在我心里、刻在我记忆中的史良,就不仅是条目所写的这么一副干巴巴的样子。

  她是我小时候崇拜的美丽女性。只要父亲说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来。我听了,顿时就血液沸腾,兴奋不已。自己长得不漂亮,常对着镜子自语:不是说女大十八变吗?我啥时能变得有点像史良就好了。史良长得美,也爱美,又懂美。这三“美”相加,使得她无论走到哪里,来到什么场合,都与众不同。

  史良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在五十年代初的夏季。她让秘书打来电话说,有事要来我家和父亲商量。那时,父亲官场得意,我家住的是座有七十九间房的大四合院。宽阔的庭院,已是绿叶成荫,晨风拂来,透着凉意。在家中,没有父亲的容许,子女是不能随便跑出来叨扰客人的。我便躲在耳房,两眼直瞪窗外。

  那年头的北京,人稀车少。史良坐小轿车从她的住地东总布胡同到我家的地安门内东吉祥胡同,要不了多久。过一会儿,淡施脂粉的史良,身着白哔叽西服套裙,脚穿白色麂皮高跟凉鞋,飘然而至。庭院里缠绕在竹篱笆上的鸟萝松,正绽放着朵朵红花。那小巧的花形和鲜丽的花色,勾起她的兴致,俯身摘了几朵,托在手心,便直奔北屋。接着,从大客厅传来了一声史良的吴侬软语:“伯钧(父亲姓章名伯钧),你家的镜子呢?”父亲带路,引她到母亲的梳妆台前。我瞅见史良仔仔细细地把小红花一个个嵌入上衣的扣眼,嵌好后还左右端详。公事谈毕,她带着胸前的那些“鸟萝松”匆匆离去。

  一个炎热的下午,史良又来我家做客。这次,她穿的是用香云纱①做的“布拉吉”(即连衣裙)。她走后,母亲把史良的这身衣服夸赞得不得了,对我说:“自从新中国的电影、话剧,把香云纱的裤褂作为国民党特务的专业服以后,人们拿这世界上最凉快的衣料简直就没有办法了。你爸爸从香港带回的几件香云纱成衣,也只好在家休息的时候换上,成了业余装。看看人家史大姐(这一直是母亲对她的叫法),居然能做成“布拉吉”穿到司法部去。”此后四十余载,我没见过第二个女人像史良这样地穿着。

  直到九十年代末,北京的时髦女性在“怀旧风”的席卷之下,拣起了香云纱。我跑遍大型商厦,终于也找到一件用它做的西式衬衫。面对三百多元的价格,我毫不犹豫地拿下。其实,这不是在买衬衫,而是为了复制出一种记忆。

  一九五六年,母亲与她同去印度访问,史良是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母亲是代表团的成员。这些中国妇女界的精英们在参观了医院、学校、幼儿园,瞻仰了泰姬.玛哈尔陵墓,被尼赫鲁总理接见后,由接待人员将她们带到新德里最繁华的地段去逛街,带到一家最高级的服饰店去购物。史良在华贵精美的众多印度丝绸中细挑慢拣,抽出一匹薄如蝉翼且用银丝绣满草叶花纹的白色衣料,欣赏再三。她把末端之一角斜搭在肩上,对着镜子左顾右盼,并招呼母亲说:“健生(母亲姓李名健生),快来看看,这是多好的衣料哇。”母亲凑过去,看了一眼,扭身便走。

  走出商店,史良气呼呼地问:“那块衣料,你觉得不好看吗?”

  母亲说:“你光顾了好看,不想想我们口袋里有几枚铜板。团员每人八十卢比,你是团长,也才一百八十卢比。买得起吗?”

  史良说:“买不起,欣赏一下,也好。”

  母亲说:“老板、伙计好几个人围着你转,到头来你老人家只是欣赏一下。这不叫人家看出咱们的穷相嘛。”

  她不作声了。

  史良是考究生活的,希望别人也能如此,同她一样。我的这个看法,是由一桩小事引起。一个寒冷的冬日,民盟中央的几个负责人罗隆基、胡愈之、周新民、萨空了、楚图南、邓初民、吴晗、闵刚侯、许广平等,在我家开会。但凡家有来客,父亲必给每位沏茶。人多的话,还叫洪秘书事先在玻璃杯外壁贴上一个用白纸剪成的圆形小标签,那上面有用毛笔工整地写着的阿拉伯数字:一,二,三,四,五……客人按先后依次而拿。会开久了,茶喝多了,大人们陆续如厕。我和姐姐的书房紧挨卫生间,谁去方便我都能瞧见,而且这些先生们进进出出,看到我都要打个招呼,聊上几句。第一位如厕且多次方便的人,是罗隆基,因为他有糖尿病。这次的会可能是开得太长了,女士们也开始方便。许广平先来,由于是第一次,不熟悉我家的卫生间,故让我陪厕。

  我告诉她:“您用过的手纸直接丢进马桶,用水冲掉。”

  许广平听了,极认真地对我说:“这个做法不好,手纸容易堵塞马桶。要放个纸篓,用过的手纸就丢进去,每晚再把它倒进垃圾箱。”她又用手指着水箱底下的一角说:“纸篓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史良继之。来了,又走了。她没有对我家的卫生间及其使用发表任何看法。翌日下午,我正在做功课,突然门铃声大作。洪秘书跑进客厅,对父亲说:“史部长来了,手里还提着两大包东西。”听罢,父母二人你看我,我看你,显然不解其来由。

  史良被请进客厅。她把牛皮纸包的东西往客厅当中的紫檀嵌螺钿大理石台面的圆桌上一放,笑眯眯道:“我今天不请自到,是特意给你们送洗脸毛巾来的。一包是一打,一打是十二条。这是两包,共二十四条。我昨天去卫生间,看了你家用的毛巾都该换了。”她转身对母亲说:“健生,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母亲的脸顿时红了,父亲也很不好意思。

  我跑到卫生间,生平第一次用“不能发硬”的标准,去审视家族全体成员的洗脸毛巾。天哪!父亲、母亲、姐姐和我的四条毛巾,活像四条发黄的干鱼挂在那里。尤其是我用的那条,尾梢已然抽丝并绺儿了。此后,我家的毛巾不再使到变硬发黄,但始终也没能达到史良指示的标准:一条用两周。那年月提倡的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我问父亲:“史阿姨的生活是不是过得有点奢侈?”

  父亲说:“这不是奢侈,是文明。我在德国留学,住在一个柏林老太婆的家里。她是个犹太人,生活非常节俭。但她每天给我收拾房间的时候,都要换床单。雪白的床单怎么又要换???我问老太太。她讲,除了乞丐和疯子,德国的家庭都如此。”

  在民盟中央,一般人都知道史良与父亲的私人关系是相当不错的。一只小罐焖鸡,也让我看到了这一点。一次,父亲患重感冒,愈后人很虚弱。史良得知后,很快叫人送来一只沉甸甸的宜兴小罐,母亲揭开盖子,一股鸡汤的浓香直扑鼻底。她还带话给母亲:“不管伯钧生不生病,他今后吃鸡都要像这样单做。”

  父亲用小细瓷勺舀着喝,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说:“史大姐因高血压住进北京医院的时候,小陆都要送这种小罐鸡汤。”

  对父亲吃小罐鸡,我特别眼馋。一日,又见饭桌上摆着那只史良送的宜兴小罐,不禁叹道:“什么时候我能得上感冒,才好呢。”

  母亲问:“为什么?”

  我说:“那样,我不就也能喝上小罐鸡汤了。”

  父亲大笑,并告诉了史良。

  史良来我家,每次都是一个人,她的丈夫在哪儿呢?在我对史良产生了近乎崇拜的好感之后,便对她的一切都有了兴趣和好奇。我问父亲:“史阿姨的丈夫是谁?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父亲说:“她的丈夫叫陆殿东,外交部的一个专员,这个差事是周恩来安排的。他的年龄比史大姐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陆。当时在上海,史大姐已经是个名律师的时候,小陆还在巡捕房当巡捕。”

  母亲小声地矫正:“到了(一九)四六年,人家小陆也在上海挂牌当律师了。”

  “那是跟她结婚以后的事。”父亲接着说:“他们的结合幸福不幸福?大家心里明白。有时我想史大姐一觉醒来,恐怕会发现自己的眼泪湿透了枕衾。”从语气里,看得出父亲对她的怜惜与叹惋。

  我认识小陆是在全家去青岛避暑的途中。在火车的软卧车厢里,他对妻子照料之周,体贴之细,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也让所有的女人暗羡史良能有这样的夫君陪伴,实在是福。小陆出出进进,端茶,倒水,提拖鞋,送零食,都不在话下。午饭后,史良说要小憩片刻。小陆听了,立刻打开行李箱,先拿出雪白的睡衣睡帽和一卷镶有法式花边的白色织物;继而取出一个纸口袋,口袋里装的是一把小钉锤,两粒小铁钉,一节软铁丝。我们面面相觑,不知要搞什么名堂。接着,他请来列车长,比比划划,低语几句后,只见小陆携工具爬到上铺,在左右两壁各打进一小钉,然后把那卷织物抖落开??原来是两尺见宽的帏帘。帏帘上端缀着一个个小铜环,小陆将它们套入铁丝,再把铁丝的两端系于两边的铁钉。这样,一副床帏在几分钟之内便做成了。它质地轻薄,尺寸合适,既把上铺遮得严严实实,又开合自如。史良在帘内换上睡衣,戴好睡帽后,小陆从行李箱拿出一个木质衣架,把史良换下的衣服抚平撑好,挂于下铺的衣帽钩。

  车在行驶,车内寂静。帏帘将夏日的阳光挡在了外边,也遮住了午休者的睡容。小陆端着自己的水杯,站在通道的窗前,欣赏着窗外的风景。我只要从他身边经过,叫声“陆叔叔”,他都要点点头,圆圆的脸上泛起浅浅的笑……

  后来母亲告诉我,尽管小陆对史大姐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比保姆还保姆,但人们都认为史大姐应该享有更好的婚姻生活,可惜她失去了机会。

  “什么机会?”我追问着。

  母亲说:“就是和你的罗伯伯(即罗隆基)呗。抗战时在重庆,他俩的关系已基本被大家默认。史大姐对这件事是认真的,表现得从容大度。可谁也没料到会冒出个浦熙修来,老罗遂又向浦二姐去大献殷勤。史大姐察觉后,立即结束了这段浪漫史。”不想地位那么高、每逢“三.八”妇女节便要向全中国妇女大谈或大写女性解放问题的人,在内心深处同样掩埋着一个普通女性在感情上的伤痛。

  一九五六年的夏季,官方在北戴河召开什么会议,参加会议的既有中共的高官,也有民主党派的领导。会议规定:与会者可携带一名家属,那时母亲在北京市卫生局当副局长,干得十分起劲。她说自己没有时间休假,叫我去陪父亲。会议似乎开得轻松、顺利,父亲的脸上总挂着笑容。趁着开会的空隙,他和交通部的人并邀请了苏联专家去视察秦皇岛港(注??父亲时任国家交通部部长)。大概父亲觉得到海上一游的机会难得,便请史良同行。

  那天的风浪特别大,我们乘坐的船,是艘类乎快艇的玩意儿,颠簸得厉害。好多男人都受不了。他们一个个在大海的魔力下,像显了原形一样:或东倒西歪,或愁眉苦脸,或钩腰驼背。我干脆就趴下放平,如一只壁虎,紧贴于地。这时,发现整条船上唯有史良在正襟危坐,并保持着正常的表情和原有的风度,连她脚上的高跟鞋也是那么地昂然挺立。洋专家非常佩服这位端庄高贵的中国妇女,特别是当父亲介绍她是中国司法部部长的时候,他们都情不自禁地惊呼起来,赞叹不已,并争先恐后地要求和史部长合影。

  翻译把这些俄罗斯男人的要求转达给史良的时候,她摇头说:“不行。”且向父亲及翻译解释道:“我今天来这里,如果是外事活动的话,我一定同他们合影。但在这样的私人活动中,当有我的先生在场。遗憾的是,他今天没有来。没有他或者有他在场却不被邀请的话,我一个人是不和谁照相的。”

  吃过简单的午餐,看着苏联专家恭敬礼貌地与史良握手告别的情景,我心生感动。古书上说:“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古人指的是圣人之德行,我虽未遇一个伟大的圣贤人物,但我面前的这个女人,确让我感受到有容、有执和有敬。

  转眼间,便到了一九五七年。这年的春与夏,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来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春晖霜露,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季节;对我的父母来讲,则亲历了由天入地的坠落。

  二月,是传统的春节,适逢父亲随彭真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东欧六国。以往过节,父亲要把能找来的亲戚都找来,吃喝玩乐,闹到半夜方肯罢休。这回,母亲带着我和姐姐过了一个清静的除夕之夜。父亲从国外打来电话说:想我们,还想稀饭。

  临睡前,母亲说:“爸爸不在家,明天不会有人来拜年,咱们可以睡个懒觉了。”我们母女真的大睡而特睡。万不想初一的早上,约8点来钟的样子,史良便来拜年。

  “伯钧不在,你还跑来。”母亲的话,埋怨中透着欣喜。

  “知道他不在,我就更要来了。”史良的回答给了母亲极大的快慰。

  然而不久,这种快慰便随着暗中变化的形势迅速消失了。

  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整风问题的讲话。讲者说:今后在中国,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中共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在总结了斯大林错误的背景下发表的谈话,着实让父亲兴奋异常。他说:“老毛对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政治的,也是哲学的,虽是矛盾论的延续,但有其创造性。这个概念还是一把时代的钥匙,运用好了,能建立起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方式。”

  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父亲的兴奋立即转化为动力,起劲地去到农工中央和民盟中央作报告,玩命地组织参加各种座谈会,以帮助整风。在民盟中央除了他积极,罗隆基也积极,史良也没落后。那个有名的“六六六”教授会议,就是在六月六日由父亲和史良主持,有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六位教授参加,在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会上,他们一个个头冒傻气,替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担心着急,生怕大鸣大放在青年学生中搞出乱子。此时如果谁用刀子把他们的胸膛剖开看一看,我想里面装的都是不逊色于工农兵的颗颗红心。最后,父亲提出大家应该去见周恩来、彭真、康生、李维汉,反映情况。当晚,热情而焦急的史良见到了周恩来,便把情况反映了。

  第二天,六月七日国务院开会,父亲和史良都去了。史良见到父亲就说:“前一天晚上我已和总理谈了,可总理未置可否。你是不是趁今天这个机会,再和总理谈一谈。”

  会上,父亲写了个条子给周恩来,说明眼下的情况严重,民盟的同志反映问题的态度很诚恳。周恩来看了条子,仍然不置可否。在政界搞了一辈子的父亲,也不想想藏在这“不置可否”的后面是个啥东西?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读后,父亲傻眼了。气不顺、想不通的他,想找个人说叨说叨。他首先想到的是史良,当晚就找上门去。而此时此刻的史良,或许由于长期以律师为业,在判断问题上要比父亲理性得多,或许已有人指点迷津,替她拨正了船头。她掂出了事情的分量,觉得前几天储安平的“党天下”的发言问题严重,已经超出了被容许的界线。所以,为了自己、也为了父亲,趁这个单独会面的机会,她要问个明白:“伯钧,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先和你商量过没有?”

  父亲答:“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

  史良的问话,未能引起父亲的警觉,却引发出他的对现实的不满,针对中共的做法,又大发议论。在史良跟前能,把肚子里的话统统倒出来,父亲觉得很痛快。回到家中,母亲关切地问:“你和史良谈得怎么样?”

  父亲答:“很好。”

  是的,当下他感觉很好。当夜,他睡得也好。母亲躺下后,打算再问问他与史良的具体谈话内容,可那边厢已是酣声大作。

  六月九日,十日,十一日,《人民日报》又相继发表了《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工人阶级说话了》等社论。接着,是密集如雨、锋利如刀的批判会或以批判为内容的座谈会。

  六月十日,父亲在民盟中央的座谈会上表态说:“对我的批评,我暂不辩论。我的发言可能是百分之百错误,也可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害党的领导权的大错误,也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如政治设计院的问题,讨论文字改革和国务院开会程序等问题,也可能因为我是国家的一个负责人而不适于提出这些问题。也许我的话说得含糊,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总之,要用一番动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学习。”

  六月十二日,父亲在农工中央扩大座谈会上说:“我认为在这几次会议曾经谈到政治设计院,国务院会议程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问题,此外提到国务院机构下各办各委应当改变,权放在各部会,多发挥管理机构的作用……。对这些问题我是有意见的,不是凭灵感和一时的高兴,但语焉不详。可能犯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违背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

  六月十三日,父亲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他承认自己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并写道:“这说明我的立场不稳,认识模糊,以十分不严肃的态度,对待国家政策,以致造成政治上不良的影响,为右派分子所利用。”

  父亲早被钦定为右派之首,自己却说“为右派分子所利用”。人家要求的和自己理解的,相距岂止十万八千里。上边看到父亲竟是那么地不长进,不识相,不知趣,决定对其加温,加压,加码。对一个民主人士而言,这个“温”“压”“码”暂时不能直接来自中共,而必须弯曲地通过民主党派内部去实施。实施的步骤从六月十四日的晚上开始??

  六月十四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长篇发言。这个发言可以分作三段。第一段是她继续帮助党整风,给司法工作提意见。史良说:“关于司法,我认为的确这几年来成绩是巨大的,为人民作了很多事情,但缺点和错误是不容忽视的。审判机关历年来在‘三反’、‘五反’和镇反运动中,是错判了一些案件,可是,我常听见一些司法干部、甚至是一些较负责的党员干部说:‘我们的错判案件只有百分之几。’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自满情绪。诚然,错判案件在整个判案数中是只有百分之几,甚至是百分之一,但对被错判的人则是百分之百的遭受冤屈和不幸了。我是拥护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指示的,我看见很多地方是这样做了。但是我看到也有些司法机关在执行这一原则中是有打折扣的。有的案件判错了经过当事人申请,甚至有关方面和上级司法机关指出,审判人员也明知错了,但不肯承认错误,宣告无罪释放,还要硬找人家一点小辫子,宣判为‘教育释放’,其实应教育的不是无辜被告而正是主观主义的审判人员自己。更坏的是本来错了,还迟迟不愿改正,使被屈的人不能得到及时的平反。这是不能容忍的。其次,在对待我国原有的法学家上也是有缺点的。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在思想改造中,对待有些老教授们是很不尊重的。当然,必须肯定,一切法律都是为阶级服务的,所有旧司法人员是必须经过改造的。但是对一切愿意改造和批判自己旧法观点,并愿意为我国社会主义服务的法学工作者也应给于机会,使其发挥作用。可是,在院系调整中,不少地方曾对某些教授在一个相当长期内,既不安排工作,又不组织学习,闲置一旁,无人理会,形同坐冷板凳。有的即使安排工作,也有安排不当的,或者无法发挥其潜力。我认为这是由于某些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和宗派情绪,因而对本来想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我国法学事业贡献力量而又不能发挥潜力的教授们的苦楚心情,是领会不够的。因此,我们认为对原有教授和法学家们愿为社会主义法制服务的热诚及其潜力,应有恰如其分的估计,并进一步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这段话,表现出一个著名法学家的水准,一个司法部长的责任心。

  史良发言的第二段是以储安平为靶子,要求民盟中央面对反右斗争的形势,明确表态并划清界限。她说:“这次共产党的整风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整风运动的目的是要整掉共产党存在的歪风邪风,从而加强党在国家事务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这个目的是必然会达到的。除此以外,整风运动和党外人士的提意见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了一种新的情况,那就是暴露了右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从而在人民群众中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这场斗争的一方面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而要教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主义’死灰复燃。现在在我们民主党派中间发现了这样的一种人:一面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另一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硬说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一面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另一面污蔑共产党存在着‘党天下’‘家天下的清一色’思想;一面说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另一面散播诋毁共产党、辱骂党的领导人的言论,挑拨和煽动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恶感。对于这样一种言论和行为,这几天已经激起了工人、农民、学生群众和社会人士的义愤,我们民主党派的成员和领导人有责任要尽量揭发批判,把他们的真正面目充分暴露在群众面前,以达到分清是非,教育群众的目的。这也是我们帮助党整风所必须担当起来的一项重要工作。”

  讲到这里,史良停顿片刻,并提高了语调,说:“同志们,你们一定都明白,我所说的那种人是谁?那就是储安平,还有公开和暗地支持储安平的那些人。上次座谈会上,邓初民同志建议民盟中央应该对储安平的发言,表明态度。我完全同意,我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我要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我们国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是宪法所保障的;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是通过民主程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储安平是民盟盟员,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曾经庄严地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参加了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他现在公开反对他自己参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把责任推给全国人民所拥护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诬蔑毛主席和周总理有‘党天下’的清一色思想。这不是要挑拨煽动全国人民对领导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周总理引起恶感,还是什么呢?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呢?已经有人这样说,储安平敢于做这样反动的言论,要是背后没有大力者加以支持是不可设想的。因此,我主张我们民盟中央必须明确表示,和储安平划清界限。如果我们中间有谁支持储安平的,应当公开站出来。我们容许批评,也容许反批评,这才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要使人民内部矛盾不转变为对抗性的矛盾,也只有通过公开的批评反批评的方式才有可能。我们反对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的阴险做法。”

  说到此,史良话锋一转,进入了最为重要的、矛头直指父亲的第三段:“在这里我要向章伯钧副主席提一点意见。在上次中央小组座谈会上,伯钧的发言中,对储安平的批评,我认为是很不够的,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昨天看到伯钧在《光明日报》上所写的文章,对储安平的批评,态度和立场仍然是不够明确的。虽然伯钧的文章里说:‘储安平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丝毫也不能代表《光明日报》。他的党天下的论调是和《光明日报》的立场完全背谬的。’但是伯钧并没有说明他自己对储安平的发言,采取什么态度?也并没有分析储安平的错误在哪里?充其量,伯钧只声明了储安平的发言不能代表《光明日报》,而没有说明储安平是在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论调,企图‘达到从根本上动摇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事业’。总而言之,伯钧对储安平的批评,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我要问伯钧,你是不是也有所顾虑,所以故意含糊其词,或者你是真的不明白储安平的本质呢?储安平的发言,是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发表的。伯钧是《光明日报》社长,社长应当负报社的政治责任。因此储安平的这一篇发言在事前是否向伯钧请示商量,发表以后伯钧有没有向他追问,你有没有向他表示过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意见。像这样的关键性问题,我认为伯钧是有责任向大家交代清楚的。记得上星期六晚间(六月八日)伯钧来找我谈话,我是问过伯钧的。我问他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前和你商量过没有?他说:‘没有,罗隆基是看过。’伯钧又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社论即指《这是为什么?》)。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②。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的。’当时伯钧说这样的话,我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看了伯钧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和他那天晚上所讲的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须请伯钧说个明白。我怀疑伯钧是不是也像在你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在这次斗争中‘不够坚定,认识模糊’了呢?是不是伯钧也有两套做法,在群众面前讲的是一套,在背后讲的又是一套呢?前天《人民日报》大字标题写着:‘可注意的民盟动向’。不错,全国人民正在密切注视我们民盟中央在目前这场思想斗争中的动向。我们都是民盟中央领导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我们再不能对于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心怀异志的那些人,有所包庇了。今天我在盟的会议上要求伯钧表明立场和态度。”

  史良的结束语,是落在了曾与自己最为亲密的人的身上:“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

  史良的讲话是按照要求,适时顺势而发。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药,从内部炸开民主党派的围墙,炸出一条预先设计好的线路,使民盟这支进入反右运动祭坛的领头羊,在这条路上蹒跚而行。

  会散得很晚,在夜色中父亲回到了家。他只对母亲简单地说了一句:“今天民盟的会,以史良的发言为主,她很有准备。”见他神情沮丧,母亲没好再问。

  第二天近午时分,同时送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这篇新华社的通稿是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态度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为通栏大标题,并将父亲在史良家中说的那段“……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作为内容摘要,以黑体字排印。母亲看罢,几乎难以相信洋洋数千言,竟是从史大姐嘴里说出来的。

  但是,她更加责怪的是自己的丈夫:“那天,你说去史良家谈谈,我满以为你是听听她的意见,请她帮你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势和自己的处境及问题,谁知道你跑去讲这些!你鸣放得还不够吗?嫌人家手里的辫子还少吗?”母亲气得满脸通红。

  父亲一句话不讲。吃午饭了,父亲平时吃饭就快,今天吃得就更快。吃完,把筷子一放,对母亲说:“我相信,史良发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

  从此,章史二人再无往来。这件事,我不知道在他二人心中,各自占据着怎样的位置,留下多深的刻痕。我只是吃惊于三十年后的一件小事??八十年代初,全国政协举行委员活动,母亲和史良在礼堂前厅谈天。民进中央副主席徐伯昕见此情景,特意将我的姐夫拉到一边,愤愤地说:“你岳母怎么还能和史良有说有笑?当年就是她出卖了章先生,我们心里都明白,谁也忘不了,难道李大姐自己倒忘了?”

  一九五八年初,民盟上上下下众多右派,被逐一处理。万不想左派们也跟脚一一做了长篇书面检查。这其中既有从一开始就积极投入的吴晗、邓初民,也有半路甩出杀手锏的史良,还有交叉身份(中共党员、民盟成员)的萨空了、周新民等人。可见在毛泽东眼里,不仅章(伯钧)罗(隆基)是右翼,整个民主党派都是右翼。

  后来,有人告诉我:在反右后期史良批判“章罗联盟“的文章,皆出自胡愈之之手。连那个“六六六”教授会议,也是胡愈之一手策划铺排的。只不过临到开会,他借故走掉。而且运动的收尾时刻,他把具体操办这件事的干部也戴上右派帽子,全家调离北京,驱赶到大西北。我听了,先是震惊,后也不觉奇怪。在民盟中央,别看沈老(钧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帜性人物,可中共党员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当然,还有统战部在后面指挥胡愈之。

  再后来,我又听说:大跃进时期,史良见一批党外人士光荣加入了中共,也向周恩来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但毛泽东不同意,周公称她是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不入党,作用更大。

  一九六五年,罗隆基因突发心脏病,半夜死在了家中。他的许多日记和一箱子情书被有关单位收走。母亲偷偷对我说:“你的罗伯伯收藏的情书可多呢,据说还有青丝发。写给他情书的人多是名流,其中有刘王立明,史良……”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我几次从四川溜回北京。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冬,我第一次返京,住在已被红卫兵占据的家中,陪伴着体质虚弱且终日担惊受怕的父母。一日,民盟中央的人通知父亲去王府井东厂胡同(即民盟中央所在地),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会开了整整一个上午,焦急忧虑的母亲,煮了稀饭等他回来。下午一点多,年迈的父亲徒步而归。

  他喝完稀粥,把母亲和我招呼过来,说:“我满以为民盟是批斗我,到了会场才知道,我是个陪斗。原来今天批斗的对象是史良。她血压高,那些民盟机关干部,偏要她把腰弯得低低的。开初的批判,不过是些口号和空话。后来,他们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写给老罗的情书拿出来当材料宣读,并质问史良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爱他。’在中国,一个女人能这样做,是很不简单了,也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象又回到了从前。”显然,父亲所说的从前,是指一九五七年以前。

  父亲接着说:“当初,他俩的恋爱失败,史良曾经向老罗索讨自己写的书信。这个努生(罗隆基的字)就是不给,把流风余韵系于纸墨之间。现在它们都成了罪证和炮弹,投向这些从前爱过他、现在还活着的女人。”

  “健生”父亲唤着母亲的名字,又道:“今天这个会,最让我心痛的是,民盟会堕落成这个样子,一个批斗会搞得如此下作。”

  而这个如此下作的批斗会,成了他们最后的会晤。

  一九六九年父亲病逝。

  一九七八年,我从四川省第二监狱释放回京。母亲说,为了我的出狱,她找了许多关系,托了许多的人。现在要带我去拜见、面谢他们。在这些人当中,有三个老大姐:史良、雷洁琼、李文宜。我们母女先看李文宜,再看雷洁琼,最后去的是东总布胡同二十三号。在路上母亲告诉我,小陆已经去世。去世的情况非常意外:一九七六年周总理逝世,在外交部召开的追思会上,小陆谈到总理对他的关怀时,激动万分引发了心脏病而猝死的。

  我们与史良的会面是在一楼客厅。几十年未见,身着白衫青裤的她,略显老态,但依旧是仪态雍容。光泽的肌肤、白皙的面庞和清澈的目光,使人很难相信她已年逾七十。

  母亲把我朝史良的面前一推,说:“喏,这就是刚从四川回来的小愚(我的小名),没有你的帮助和搭救,她恐怕至今还蹲在大牢呢。”

  我赶紧补充道:“数千人的监狱,我是平反释放的第一人。这都得谢谢史阿姨了。”

  史良摆摆手,说:“不要谢我,我没有起关键性的作用,也不可能起到这个作用,不过就是找找人,反映你的情况。我跟他们讲,章伯钧的女儿怎么就一定是反革命?她在日记里写几句对时政的看法,就算犯法?从法学观点看,简直不成道理。所以,我要替你讲话。在这方面,史阿姨是有原则的。我史家有个远房的侄子,前几年犯了罪,判了刑。他的家人后来找到我,想让我为他开脱。我把这个远房侄子的情况一摸,发现他不但品质不好,而且是真的有罪。我对他的父母说,这个忙我是不能帮的。孩子从小游手好闲,现在劳动几年,恐怕对他今后的一生都有好处呢。”

  吃午茶的时候,母亲关切地问:“小陆走后,你的生活还好吧?”

  不料母亲寻常问语,引出史良眼泪无数。一边拿出白手帕擦拭,一边抽噎着说:“小陆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没有好过。他的房间,他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我每天都在怀念他,回忆从前的日子。”

  她哭声凄婉,而那样子又很像个冷不防被抢走了心爱的洋娃娃,一个人坐在大房子里伤心抹泪的小女孩。母亲后悔自己不该提到小陆,说了许多劝慰的话,随后告辞。史良从沙发上站起来说:“我就不远送了。”

  母亲和我走出大门,便听见有人在喊母亲的名字:“健生!”回头一看,原来是上到二楼寝室的史良靠在临街的窗前,手里左右摇动着那条擦拭过泪痕的白手帕。我俩走一段路,就回头望一眼,那白色始终在阳光下晃动,闪耀。我一向认为人老了,简单的衣食住行,都是无比的沉重与艰难,他们的内心自不会再有炽热之情或刻骨之思。但我面前的史良,以忧伤表达出的至爱,令我感动不已。当我跨入老龄,生活之侣也撒手人寰的时候,史良的涕泣和那方白手帕的记忆,便愈发地生动起来,也深刻起来。是的,脆弱的生命随时可以消失,一切都可能转瞬即空,归于破灭,唯有死者的灵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远的存在。

  不管父亲的右派帽子摘不摘,不问一九五七年的事平不平反,母亲都决意要给自己的丈夫写一点文字的东西,留给后人。在搞“章伯钧生平”的同时,她还想搜集一些父亲生前的照片。现在谁还保留着与章伯钧的合影?数来算去,唯史良矣。一九八三年二月,趁着春节拜年的喜庆日子,母亲带着我又去东总布胡同。这时的她已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要拜晤(包括拜年)均须提前联系,获得同意。这次见面被安排在二楼的小会客室,楼梯的转弯处是一株叶大如盆、油绿乌亮的龟背竹。上得楼去,便从一间敞开的房间墙壁上,看到悬挂着的小陆遗像。像很大,拍得也好,他一生的温厚朴讷都印在那上面。我想,这间屋子就是史良珍藏爱情、持守亡灵的圣地了。

  虽是冬日,穿着一件蓝色对襟丝棉袄的史良,却坐的是把藤椅,好象在我们未到以前,她已经坐在那里很久、很久了。此时的她,完全是个老迈之人,稀疏的头发,白多黑少。露出的手臂和手背分布着星星点点的老年斑,目光似乎也有些迟缓、冷淡。见此情状,母亲尽快地说明来意,在重复两遍以后,她听明白了,对母亲说:“这些事由我的秘书处理,他们会告诉你的。”

  秘书的答复是:“史委员长的包括照片在内的所有资料都很珍贵,概不外借。很对不起,请李先生原谅。”

  我们不便久留。听说我们母女要走了。史良用微颤的手从棉袄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卷,递到我的面前,说:“小愚,今天是春节,史阿姨要送你压岁钱。”

  我接过来,展开一看,是五元的钞票。刹那间,心头泛起缕缕难以名状的伤感:是伤感于母亲要求的被拒?是伤感于史良的垂暮之态?还是伤感于她视为女童的我,已是中年妇人???这一切,连我自己也无法辨析。

  “清禽百啭似迎客,正在有情无思间。”岁月飞逝,留给我们的只有记忆,好在我们还有记忆。

  一九八五年,史良病逝。患有心梗的母亲执意要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进得大厅,母亲便痛哭失声,站立在遗体前,几乎跌倒在地,情绪难以自控。民盟中央的一个在职部长低声问身边的人:“她是谁?”

  一位老者答:“她叫李健生,是章伯钧的夫人。”

  另一个民盟中央机关的干部,问:“章伯钧是谁?”

  老者无语,一片沉默。

  数年后来,我去民盟中央机关的宿舍,替母亲探望她的几个老友。闲谈中,对其中的一位问及史良身后之事。他告诉我,史良无子女,她的几个侄辈认为史良的首饰可能值些钱,便提出分割、继承的要求。经过请示,决定由他代表组织拿着全部的首饰,领着这些亲属先去珠宝行鉴定其价值。鉴定出的结果是:所有的戒指、胸针、耳环、项链加在一起,也就值个三千块。听到这个价码,后辈一律表示放弃要求。当然,珠宝行的鉴定者,不知道这些漂亮的假首饰所有者,是一位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国家首任司法部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一个叫史良的女人。

  我想,即使晓得了姓名,他们也未必知道史良是谁。

  二O零一年七-九月于守愚斋


注释:

  ①香云纱俗称拷纱,即茛绸,是中国一种古老而传统的天然丝料。它是将原色天然面料,直接用野葛(茛)茎中提取的汁液浸泡并经过淤泥涂封,放置一段时间后,经太阳爆晒等特殊工艺制成。由于是纯手工生产,生产量很少,所以十分珍稀。夏天凉爽,冬天轻柔,穿洗越久,手感、色泽越好。

  ②卢郁文时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是一九五七年夏季党外人士中最早站出来回击右派言论的人,他的回击行为立即以醒目位置刊于中央各大报纸 。

卡尔维诺:呼喊特丽莎的人

1 黑羊

  从前有个国家,里面人人是贼。

  一到傍晚,他们手持万能钥匙和遮光灯笼出门,走到邻居家里行窃。破晓时分,他们提着偷来的东西回到家里,总能发现自己家也失窃了。

  他们就这样幸福地居住在一起。没有不幸的人,因为每个人都从别人那里偷东西,别人又再从别人那里偷,依次下去,直到最后一个人去第一个窃贼家行窃。该国贸易也就不可避免地是买方和卖方的双向欺骗。政府是个向臣民行窃的犯罪机构,而臣民也仅对欺骗政府感兴趣。所以日子倒也平稳,没有富人和穷人。

  有一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人知道--总之是有个诚实人到了该地定居。到晚上,他没有携袋提灯地出门,却呆在家里抽烟读小说。

  贼来了,见灯亮着,就没进去。

  这样持续了有一段时间。后来他们感到有必要向他挑明一下,纵使他想什么都不做地过日子,可他没理由妨碍别人做事。他天天晚上呆在家里,这就意味着有一户人家第二天没了口粮。

  诚实人感到他无力反抗这样的逻辑。从此他也像他们一样,晚上出门,次日早晨回家,但他不行窃。他是诚实的。对此,你是无能为力的。他走到远处的桥上,看河水打桥下流过。每次回家,他都会发现家里失窃了。

  不到一星期,诚实人就发现自己已经一文不名了;他家徒四壁,没任何东西可吃。但这不能算不了什么,因为那是他自己的错;不,问题是他的行为使其他人很不安。因为他让别人偷走了他的一切却不从别人那儿偷任何东西;这样总有人在黎明回家时,发现家里没被动过--那本该是由诚实人进去行窃的。不久以后,那些没有被偷过的人家发现他们比人家就富了,就不想再行窃了。更糟的是,那些跑到诚实人家里去行窃的人,总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因此他们就变穷了。

  同时,富起来的那些人和诚实人一样,养成了晚上去桥上的习惯,他们也看河水打桥下流过。这样,事态就更混乱了,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在变富,也有更多的人在变穷。

  现在,那些富人发现,如果他们天天去桥上,他们很快也会变穷的。他们就想:“我们雇那些穷的去替我们行窃吧。”他们签下合同,敲定了工资和如何分成。自然,他们依然是贼,依然互相欺骗。但形势表明,富人是越来越富,穷人是越来越穷。

  有些人富裕得已经根本无须亲自行窃或雇人行窃就可保持富有。但一旦他们停止行窃的话,他们就会变穷,因为穷人会偷他们。因此他们又雇了穷人中的最穷者来帮助他们看守财富,以免遭穷人行窃,这就意味着要建立警察局和监狱。

  因此,在那诚实人出现后没几年,人们就不再谈什么偷盗或被偷盗了,而只说穷人和富人;但他们个个都还是贼。

  唯一诚实的只有开头的那个人,但他不久便死了,饿死的。

2 呼喊特丽莎的人

  我迈出人行道,朝后退几步,抬起头,然后,在街中央,双手放在嘴上作喇叭状,对着这一街区的最高建筑物喊:“特丽莎!”

  我的影子受了月亮的惊吓,蜷缩在我的两脚之间。

  有人走过。我又叫了一声:“特丽莎!”那人走近我,问:“你不叫得响一点,她是听不到的。让我们一起来吧。这样,数一二三,数到三时我们一起叫。”于是他数:“一,二,三。”然后我们一齐吼:“特丽丽丽莎莎!”

  一小撮从电影院或咖啡馆里出来的人走过,看见了我们。他们说:“来,我们帮你们一起喊。”他们就在街中心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第一个人数一二三,然后大家一齐喊:“特-丽丽-莎莎!”

  又有过路人加入我们的行列;一刻钟后,就成了一大群人,大约有20个吧。而且还不时地有新成员加入。

  要把我们这么一群人组织起来同时喊叫可不容易。总是有人在没数到“三”之前就叫了,还有人尾音拖得太长,但最后我们却相当有效地组织起来了。大家达成一致,就是发“特”音时要低而长,“丽”音高而长,“莎”音低而短。这样听上去就很不错。当有人退出时,不时地会有些小口角。

  正当我们渐入佳境时,突然有人--如果是从他的嗓音判断,他一定是个满脸雀斑的人--问道:“可是,你确定她在家吗?”

  “不确定。”我说。

  “那就太糟了,”另一个说,“你是忘了带钥匙,对不对?”

  “其实,”我说,“我带着钥匙。”

  “那么,”他们问,“你为什么不上去呢?”

  “哦,可我不住这儿,”我说,“我住在城市的另一头。”

  “那,恕我好奇,”满脸雀斑的声音很小心地问,“那到底是谁住在这儿?”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说。

  人群似乎有些失望。

  “那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一个牙齿暴露的声音问,“你为什么站在这儿的楼下喊‘特丽莎’呢?”

  “对于我来说,”我说,“我们可以喊其他名字,或换个地方叫喊。这并不重要。”

  他们有些恼怒了。

  “我希望你没有耍我们?”那雀斑声音很狐疑地问。

  “什么?”我恨恨地说,然后转向其他人希望他们能为我的诚意作证。那些人什么也没说,表明他们没接受暗示。

  接下来有一阵子的尴尬。

  “要不,”有人好心地说,“我们一起来最后叫一次特丽莎,然后回家。”

  这样我们就又叫了一次。“一二三特丽莎!”但这次叫得不太好。然后人们就纷纷回家了,一些人往东,一些人往西。

  我快要拐到广场的时候,我想我还听到有声音在叫:“特-丽-莎!”

  一定是还有人留在那儿继续叫。有些人很顽固。

3 良心

  来了一场战争,一个叫吕基的小伙子去问他是否能作为一个志愿者参战。

  人人都对他赞扬有加。吕基走到他们发步枪的地方,领了一把枪说:“现在我要出发了,去杀一个叫阿尔伯托的家伙。”

  他们问他阿尔伯托是谁。

  “一个敌人。”他回答,“我的一个敌人。”

  他们跟他解释说他应该去杀某一类敌人,而不是他自己随便想杀就杀谁。

  “怎么?”吕基说:“你们以为我是笨蛋吗?这个阿尔伯托正是那类敌人,是他们中的一个。当我听说你们要和那么多人打仗,我就想我也得去,这样我就能把阿尔伯托杀了。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我了解这个阿尔伯托,他是个恶棍。他背叛了我,几乎没个由头,他让我在一个女人那儿成了小丑。这是旧话了。如果你们不相信我,那我可以把整个经过跟你们讲一下。”

  他们说行了,这已经够了。

  “那么,”吕基说:“告诉我阿尔伯托在哪儿,我这就去那儿和他干一场。”

  他们说他们不知道。

  “不要紧。”吕基说,“我会找到人告诉我的。迟早我要逮住他。”

  他们说他不能那样做,他得去他们叫他去的地方打仗,杀恰好在那里的人。关于阿尔伯托,他们是一无所知。

  “你们看,”吕基坚持说:“我真是应该跟你们讲一下那件事。因为这个家伙是个真正的恶棍,你们去打他是完全应该的。”

  但是其他人不想知道。

  吕基看不出这是什么原因:“抱歉,也许我杀这个或那个敌人对你们而言是一样的,可是如果我杀了一个和阿尔伯托没关系的人,我会难受的。”

  其他人不耐烦了。其中一个人颇费了番口舌,跟他解释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不可以认定自己要杀的某人是敌人。

  吕基耸了耸肩。“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他说,“你们就别把我算上了。”

  “你已经来了,你就得呆下去。”他们吼道。

  “向前走,一、二,一、二!”这样他们就把他送上战场了。

  吕基闷闷不乐。他可以随手杀人,但那不过是为了看看他是否可以找到阿尔伯托,或者阿尔伯托的家人。他每杀一个人,他们就给他一个奖章,但他闷闷不乐。“如果我杀不了阿尔伯托,”他想,“那我杀那么一大堆人是一点都不值得的。”他感觉很糟。

  同时他们仍在不断地给他颁发奖章,银的,金的,各种各样的。

  吕基想:“今天杀一点,明天杀一点,他们就会越来越少,然后就会轮到那恶棍了。”

  但是在吕基可以找到阿尔伯托前,敌人投降了。他感觉糟透了,自己杀了那么多的人,却毫无意义。现在,因为和平了,他就把他的奖章都装在一个袋子里,去敌国到处转悠,把奖章分给死者的妻子和孩子。

  这样转悠的时候,他遇上了阿尔伯托。

  “好,”他说,“迟来总比不来好。”他就把他杀了。

  那样他就被捕了,被指控为谋杀并判处绞刑。在审判中,他不停地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良心,但没人听他的。

4 孤独

  我停下来打量他们。

  他们在干活,晚上,在一条冷僻的街上,在商店的门板上动手脚。

  这是一块很重的门板:他们正用一个铁门闩当杠杆,但是门板就是一动不动。

  我当时正在闲荡,一个人,没什么特别的地方要去。我就抓住那个门闩帮他们一把。他们挪了点地方给我。

  我们不是同时在使劲。我就叫:“嗨,往上!”站我右边的人用他的肘子捅了捅我,低声说:“闭嘴!你疯了!你想叫他们听见吗?”

  我晃了晃我的脑袋,就好像是说我不过是说溜了嘴。

  这事儿颇费了我们一点时间,大家都浑身是汗,但最后我们把门板支到足够一个人从下面钻进去的高度了。我们互相看看,十分高兴。然后我们就进去了。他们让我提着一个口袋,其他人把东西拿过来放进去。

  “只要那些狗日的警察别出现!”他们说。

  “对!”我说:“他们真是狗娘养的!”“闭嘴!你没听见脚步声吗?”他们每隔几分钟就这么说一次。我很仔细地听着,有点害怕。“不,不,不是他们!”我说。

  “那些家伙总在你最不希望他们出现的时候到来!”其中一个人说。

  我晃了晃自己的脑袋。“把他们统统杀了,就行了。”我回答说。

  然后他们派我出去一会,走到街角,看看有没有人过来。我就去了。

  外面,在街角,另有一群人扶着墙,身子藏在门廊里,慢慢朝我移过来。

  我就加入进去。

  “那头有声响,在那些商店边上。”我旁边的人跟我说。

  我探头看了一下。

  “低下你的头,白痴,他们会看见我们,然后再次逃走的。”他嘘了一声。

  “我在看看。”我解释说,同时在墙边蹲了下来。

  “如果我们能不知不觉地包围他们,”另一个说,“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活捉了。他们没有很多人。”

  我们一阵一阵地移动,踮着脚,屏着气:每隔几秒钟,我们就交换一下晶亮的眼神。

  “他们现在逃不掉了。”我说。

  “终于我们可以在现场捉拿他们了。”有人说。

  “是时候了。”我说。

  “不要脸的混蛋们,这样破店而入!”有人吼道。

  “混蛋,混蛋!”我重复,愤怒地。

  他们派我到前面去看看。我就又回到了店里。

  “他们现在不会发现我们的。”一个人一边说着,一边把一包东西从肩上甩过来。

  “快,”另外有人说:“让我们从后面出去!这样我们就能在他们的鼻子底下溜走了。”

  我们的嘴上都挂着胜利者的微笑。

  “他们一定会倍感痛心的。”我说。于是我们潜入商店后面。

  “我们再次愚弄了那帮白痴!”他们说。但是接着一个声音响起来:“站住,谁在那儿?”灯也亮了。我们在一个什么东西后面蹲下来,脸色苍白,相互抓着手。另外那些人进入了后面房间,没看见我们,转过身去。我们冲出去,发疯也似的逃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大叫。我绊了几次脚后,落在了后面。我发现自己混在了追赶他们的队伍里。

  “快点,”他们说:“我们正赶上他们呢。”

  所有的人都在那条窄巷里奔跑,追赶他们。“这边跑,从那里包抄。”我们叫着,另外那群人现在离得不远了,因此我们喊:“快快,他们跑不了啦。”

  我设法追上他们中的一个。他说:“干得不坏,你逃出来了。快,这边,我们就可以甩掉他们了。”我就和他一起跑。过了一会,我发现只剩下自己一个了,在一条弄堂里。有人从街角那里跑过来,说:“快,这边,我看见他们了。他们跑不远的。”我跟他跑了一阵。

  然后我停了下来,大汗淋漓。周围没人了,我再也听不见叫喊声。我站着,两手插在口袋里,开始走,一个人,没什么特别要去的地方。

5 闪灵

  这事发生在某天,十字路口,人群中间,人们来来往往的地方。

  我停下来,心中一动:我其实是一无所知。无知,极端的无知:我不知道人、事的原委,一切都是那么的无理、荒谬。于是我笑了起来。

  我当时觉得奇怪的是我以前竟然全然未曾觉察,直到那时我对所有的东西都是全盘接受:交通灯、汽车、海报、制服、纪念碑,这些和这个世界任何感性都完全脱离的东西,我接受了它们,以为有某种必然性,某个因果链把它们系在一起。

  接着,笑声在我嗓子里消失了,我感到脸红且羞惭不已。我招手吸引人们的注意,“停一停!”我大叫,“有些东西错了!所有的都错了!我们所做的荒唐透顶!这是不对头的!哪里是个尽头啊?”

  人们在我身边停住,朝我打量,好奇地。我站在他们中间,挥舞我的手臂,绝望地想表达自己,想让他们分享我在闪灵的刹那所体会到的东西:但是我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说,因为在那一刻,我举着手,张着嘴,那重大的天启似乎又被吞噬,尽管冲动在,但话语却是旧的。

  “那么,”人们问:“你的意思是什么?所有的东西都各按其位。所有的都是原样。所有的都缘于其他。所有的都和其他相嵌合。我们看不出这有何荒谬或错误可言!”

  我站在那儿,空落落的,因为当我回头再看,所有的东西又回到了它们的位置上,所有的都显得自然之极:交通灯、纪念碑、制服、高楼区、电车轨道、乞丐、队列;但它们无法令我平静,它们折磨我。

  “对不起,”我说,“可能是我自己出错了。看来是这样了。任何东西都没错。对不起。”然后我在他们愤怒的注视下走开了。

  不过,即使到今天,每次(经常地)当我发现自己无法理解某样东西时,我就会本能地充满希望地想,也许我的那个时刻又来临了,也许我将再一次地感到自己一无所知,我将掌握那个在刹那间发现和失去的另类知识。

6 做起来

  有这样一个镇子,做什么事都被禁止了。

  现在,因为唯一未被禁止的就是尖脚猫游戏,所以镇上的臣民就经常聚在镇后边的草坪上,成天地玩尖脚猫游戏。

  因为禁令被制订的时候总有恰当的原因,所以没有任何人觉得有理由抱怨,也没人觉得受不了。

  几年过去了。有一天,官员们觉得再没有任何理由禁止臣民做这些事了,他们就派了传令官四处通知人们一切都开禁了。

  传令官来到老百姓喜欢聚集的那些地方。

  “听好了,听好了,”他们宣布,“所有的都开禁了。”

  但人们还是玩尖脚猫游戏。

  “明白吗?”传令官重申,“你们现在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了。”

  “好的,”臣民们回答。“我们玩尖脚猫。”

  那些传令官一再地提醒他们的臣民,他们又可以回到他们从前曾经从事的那些高尚而有用的职业中去了。但是老百姓都不愿听,他们继续玩尖脚猫,一圈又一圈,甚至都不停下来喘口气。

  看到他们是白费劲了,那些传令官就回去禀报上面。

  “这很容易,”那些官员们说,“现在我们下令禁止尖脚猫。”

  人民就是在那时开始反抗的,杀了很多官员。

  然后人民分秒必争地又回去玩尖脚猫了。

7 敌人眼睛

  一天早上,彼得罗在路上走着。忽然他觉得有些什么东西在烦扰他,这种感觉持续了一会,不过他也吃不准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好像是有人在他后面,盯他的梢,可他看不见。

  他猛地回过头去;临近的几条街上的人倒不少,可他在的这条街上却只有大门和围墙,贴满破海报的木栅栏。周围几乎没人;彼得罗立即对自己感到很恼怒,向这种回头的冲动让步真是愚蠢;因此他就继续走,决心继续他刚才的思路。

  那是个秋天的早晨,有一点点阳光;虽然不至于让你欢呼雀跃,也不会叫你心弦纷乱。但是,不管他自己如何想,那种不安感还是越来越拽住他,有一阵他觉得这种不安感就聚集在他的脖子上,背上,肩膀上,就像他永远躲不开的目光,如同某种充满敌意的东西在慢慢逼近。

  为了克服自己的紧张,他觉得周围需要有些人:他朝一条繁忙一些的街上走去,但是又一次,在街角,他转身回头看。一个骑脚踏车的经过,一个女人穿过马路,但是他看不出周围的这些人和事与咬啮着他的焦虑之间有什么关系。转身的时候,他的眼睛对上了另一个男人的眼睛,那人同时也一样地在转过头去。两个男人都同时迅速地把视线从对方身上移开,似乎彼此都在寻找另外的东西。彼得罗想:“也许那人会以为我在看他。也许我不是唯一的在这个早晨为感觉变得可恶地尖锐所苦的人;也许是因为天气,这日子,让我们都变得神经兮兮的了。”

  他那时是在一条繁忙的街上,因为心里这样想着,他就开始打量周围的人,注意到有些人的举动十分可笑:着恼般地甩着手,几乎碰到了脸;眉头皱成一团,似乎是被突然的忧虑或烦心的记忆袭击了。“多么痛苦的一天啊!”彼得罗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多么痛苦的一天啊!”在电车站,他踢踏着脚的时候注意到,其他等车的人也同样在踢踏着他们的脚,一边读着电车线路告示牌,似乎是在上面寻找没写上去的东西。

  在电车上,售票员在找钱的时候出了错,并且发了脾气;驾驶员向行人和骑车的拼命按喇叭;乘客的手指紧紧地抓住栏杆,就仿佛沉船上的海员似的。

  彼得罗认出了他朋友考拉多的身影。他正坐下来,没看见彼得罗,心神不宁地朝窗外打量着,用一个手指甲抠着脸。

  “考拉多!”他打他头上叫了一声。

  他的朋友喊:“啊,是你!我没看见你。我在想事。”

  “你看上去很紧张。”彼得罗说,然后他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想在别人身上发现和自己同样的状态。他说:“我自己今天也相当紧张。”

  “谁不是呢?”考拉多说,他脸上那种耐心而嘲讽似的的微笑叫人都愿意听他讲,信任他。

  “你知道我的感觉吗?”彼得罗说:“我觉得就像是有双眼睛在盯着我看。”

  “眼睛,你这是什么意思?”

  “某个我遇到过的人的眼睛,可我记不得了。冷冷的眼,敌意的……”

  “那种眼睛是不值得你看的,不过,你倒千万不可大意才是。”

  “是……眼睛像……”

  “像是德国人?”考拉多问。

  “对对,像是德国人的眼睛。”

  “那么,很明显了。”考拉多边说边打开了他的报纸,“比如这条新闻……”他指着标题:凯瑟林被特赦……SS重整旗鼓……美国资助新纳粹……“不奇怪他们又出现在我们背后了。”

  “哦,那么……你认为那是……但为什么我们现在才觉得呢?凯瑟林和SS的存在都很有些年头了,一年,甚至两年。可能那时他们还在监狱里,但我们很清楚知道他们在那儿,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

  “那眼睛,”考拉多说,“你说你感觉到有眼睛在盯着你。至今为止他们还没敢怎么盯人:他们眼睛下垂,而我们也不再习惯他们了……他们是过去的敌人,我们恨他们过去所做的,不是现在的他们。不过,现在他们发现了他们过去盯人的……他们八年前看我们的方式……我们是记得的,开始感到他们的眼睛又在盯着我们了……”

  在过去,彼得罗和考拉多,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记忆。而且他们,一如从前,不是什么幸福的人。

  彼得罗的哥哥死在一个集中营里。彼得罗和他的母亲一起生活,在他们家的老房子里。傍晚时,他回到家。门照例地嘎嘎响,碎石子在他鞋底下吱吱叫,就像白天,每次如果你仔细听,它们发出的声音就像是脚步声。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走,那个晚上出来的德国人?可能他现在正穿过一座桥,在运河边或一排矮房子边踱步,房子里的灯亮着,在一个满是煤和碎石的德国;他现在是普通人的打扮:扣子一路扣到下颌的黑外套,绿帽子,眼镜,而他正盯着,盯着他,彼得罗。

  他打开门。“是你!”传来他母亲的声音。“终于回来了!”

  “你知道不到这时候我是不会回来的。”彼得罗说。

  “是,我知道,可我等不及。”她说,“一整天我的心都在嗓子眼上……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条新闻……那些将军又接管了……说是他们一直都是对的……”

  “你也是!”彼得罗叫道。“你知道考拉多说什么了?他说我们现在都感觉到了那些德国人又在盯着我们了……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都紧张……”然后他笑了起来,似乎这事只有考拉多一个人这么想。

  但他母亲的手在他脸上挥了一下。“彼得罗,是不是要打仗了?他们是不是回来了?”

  “这个,”彼得罗想,“直到昨天,当你听人谈起另一场战争的危险性时,你是不会想到这有什么特别的,因为过去的战争有它们自己的模样,而且也没人知道新战争会是什么样子。但现在我们知道了:战争又找回它过去的脸了,还是他们那些脸。”

  吃过晚饭,彼得罗出门,外面下着雨。

  “彼得罗?”他的母亲问。

  “什么事?”

  “这种天气还出门?”

  “怎么啦?”

  “没什么……别太晚……”

  “我不是小孩了,妈妈。”

  “好吧……再见……”

  他的母亲在他身后关上门,停下来听他在石子路上的脚步声,门的叮当声。她站在那儿听雨的声音。德国在遥远的地方,在阿尔卑斯的那一头。那儿可能也下着雨。凯瑟林驱车经过,他的车溅起了泥浆;把她儿子带走的SS正要去重整旗鼓,穿着闪亮的黑雨衣,他们老兵的雨衣。当然,在今天晚上去担什么心是愚蠢的;同样明天也不用担心;甚至这一年都不必担心。但她不知道她可以有多长时间不必担心;即使在战争年代,有些晚上你也不必担心,但你现在却早就开始为第二天担心了。

  她一个人,外面是喧闹的雨声。穿过这个被雨浸透了的欧洲,过去的敌人的眼睛刺穿了这夜,正好刺中她。

  “我能看见他们的眼睛。”她想,“但他们也该看见我们的。”她于是牢牢站住,紧紧地盯住黑暗。

选自卡尔维诺:《黑暗里的数字:寓言和故事(1943-1958)》

台湾乐坛黄金十年

引子:民歌运动

  六十年代的台湾乐坛由于版权法的不健全,很多唱片公司可以随意翻版国外的唱片,真正投资本土音乐的人在当时少之又少。60年代初,台湾当局全面禁止并管制台语歌谣,使得本土音乐发展归于停滞的边缘。年轻一代已日益习惯于聆听外来旋律,本土文化的印记已经渐渐在外来文化面前磨灭殆尽。60年代末期,台湾乐坛上涌现了一批具有划时代影响的词曲刨作者,最为著名的当属庄奴与左宏元。他们对于本土原创作品的关注和努力,在当时倍受音乐界的瞩目。本土创作上的起步,带动了一批歌手的发展,姚苏蓉、邓丽君、凤飞飞、甄妮、崔苔菁都是当年风光一时的歌手。此外像当时集创作演唱于一身的刘家昌更是备受歌迷们的喜爱。《云河》、《月满西楼》、《爱的路上千万里》均是当时深植人心的佳作。

  虽然本土创作有了起色,但国语歌在形式上依旧无所突破。灯红酒绿、浪子心声、酒廓怨妇仍然是当时创作的主题。所以在无奈之余,70年代初乐坛上依旧流行翻唱西洋歌曲风,像黄露仪(黄莺莺)、苏芮均是当年翻唱中的佼佼者。1976年的冬天,归台的青年画家李双泽在一次演唱会上,向观众席上投掷可口可乐,并激愤地喊出“唱自己的歌”。很多的人以此作为台湾民歌运动的开端。同年,一个叫杨弦的年轻人以其对音乐的独特见解,在国语乐坛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他的作品在词方面,大量采用了当年颇受欢迎的现代诗人余光中的诗作。为了能更突出作品的现代感,杨弦借鉴了大量的西洋乐器在作品中,并在音乐上打破了以往国语作品陈旧的刻板主题,使得作品更加简单平实、朗朗上口,融汇出一种全新的台湾国语民谣形式。这些作品当时通过在各大民歌餐厅演唱,深受歌迷们的喜爱。1976年,杨弦、胡德夫、李双泽三人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了新作发布会。会上所推出的几首新作均被收录于杨弦的首张专辑《中国现代民歌集》中,这张专辑也正式标志着台湾民歌运动的开端。由于当年台湾当局所实行的“戒严令”,任何新鲜事物必然会受到来自保守势力的束缚与责难。专辑推出后,虽然受到了歌迷们的肯定,但同时也受到了许多音乐保守人士的指责,在社会上引起了空前的争论风潮。当时各大报刊乃至学校纷纷举办各项活动,来探讨这种被杨弦标榜为“中国现代民歌”的音乐风潮。有人甚至指出:“这种歌既不中国也不现代,更不是民歌。”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对原有音乐的创新。对于这场七十年代中期的音乐风潮而言,杨弦是一个开始,在他的影晌下有更多的对音乐抱有责任感的青年,纷纷投身于民歌的创作中,涌现出了侯德健、罗大佑、叶佳修等一大批极为出色的音乐人。

  真正使得民歌在社会大众中蔚然成风的,恐帕还要归功于1977年??1980年所举办的四届金韵奖民歌大赛。1977年新格唱片举办的第一届金韵奖青年歌谣大赛在台北诞生,从而使得更多的年轻人得以参与到流行音乐的改造中,加之新格公司所推出的一系列金韵奖合辑,迅速扩大了民歌运动的波及面。愈演愈烈的民歌创作风,在当时的校园中尤为突出:“草地上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抱着吉它轻声弹唱”,成为七十年代末台湾校园中的一个缩影。《再别康桥》、《雨中即景》、《阿美、阿美》、《兰花草》、《南坪晚钟》等歌曲,都曾在校园中风靡一时。

  新格是民歌运动中最为著名的唱片公司。七十年代初,当一般唱片业者并未意识到民歌已日渐成为一种音乐发展方向时,新格是首家通过商业方式包装、发行、宣传民歌的唱片公司。齐豫1978年参加金韵奖大赛,立即被新格招至旗下。1979年推出的首张专辑《橄榄树》,在当时,齐豫得天独厚的嗓音,独特的诠释方式,均表现出与市场流行截然不同的艺术气息。专辑的制作人李泰祥亦是流行乐坛上的“独树一帜”,他与齐豫的合作,在民歌时代创造出一派全新的唯美艺术派曲风发展万向。1980年,李建复在新格旗下所推出的专辑《龙的传人》,把新格的发展推向了一个顶峰。1979年底,由于中美建交,加之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得台湾 “政府”急切地寻找一种方式来安抚社会上一片紧张的气氛。1979年底,当时著名的词曲作者侯德健创作出了歌曲《龙的传人》,当他在演唱会上首次发表这首作品时就受到了乐迷和官方极大的重视。所以,歌曲自“降生” 那一刻起就被镀造了一个政治的光环,从而形成了由官方一手操办的流行风潮。一时,各大传媒争相播放,甚至“中影”都拿它做电影主题曲。但不久后,随着歌曲作者候德健的“叛逃”,作品旋即被通牒为禁歌。除了上面提到的齐豫、李建复的作品外,包美圣、杨耀东、王海玲、王梦麟、施孝荣、郑怡、马宜中、王新莲、木吉它合唱团等歌手,均在民歌运动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海山唱片在民歌运动中的作用虽然远不如新格强大,但它在那个时代中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海山派最为重要的人物就是由他们一手捧红的女歌手蔡琴。早在专辑《出塞曲》推出前,她的作品《恰似你的温柔》就早已在乐上深植人心。《出塞曲》中,一曲由刘家昌创作的《庭院深深》,更是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充分确立了她在流行乐坛上的重要地位。海山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在民歌时代极为著名的创作型歌手叶佳修,由他词、曲、主唱的首张专辑《叶佳修》,在民歌时代首开了流行乐坛全能派歌手的先河。作品中,他以往所标榜的“乡村风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赤足走在田埂上》、《思念总在分手后》、《乡间的小路》等作品均在歌迷中广为传唱。此外,海山所推出的合辑《民摇风》也在当时具有着强烈的影响力。

  当时,除了上述的新格海山外,以歌林为代表的一批小型公司也纷纷致力于民歌歌手的发掘。歌林捧红的凤飞飞,芮河推出的陈淑桦,宝丽金的刘文正、综一的黄仲昆、王振敬股份公司的费玉清,以及陈芬兰等都在民歌时代有着极大的影响。

  七十年代,台湾的台语乐坛出现了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歌手??陈达。他致力于台湾传统歌摇的发掘,突出作品的乡土气息,并把现代民歌的机制引入到台语作品中。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由他创作的一曲《思想起》。但这种风气无疑与乐坛的流行趋势相去甚远,因而并未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陈达在七十年代曾两次去台北,第一次树立了他文化标本的地位,第二次却被当作浪人关进了游民收容所。

第一章:1981年的崛起

  1981年,伦敦《欧洲金融杂志》报道:八年来,台湾省在全世界八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中,经济成就名列第一。经济的腾飞,加之乐坛在短短数年间极度地膨胀,加大了台湾国语乐坛竞争机制和商业运作的发展。

  现代民歌经历了七年的发展后,在日趋成熟的同时,也不难发觉它所面临的困境。单一的音乐路线,无疑在此时为民歌敲晌了警钟。对于新一代的民歌继承者而言,他们更希望通过自身的尝试来扭转这一现状。在这一行列中最为令人难忘的就是由李寿全、苏来、靳铁章、许乃胜、蔡琴、李建复所组建的“天水乐集”工作室、“天水乐集”在台湾乐坛上首开了音乐工作室的先河。尽管事实上“天水乐集”仅推出了两张作品(李建复《柴拉回汗》;李建复、蔡琴《一千个春天》)即宣布解散,但这两张作品却可堪称是民歌时代末期力挽狂澜的经典之作。

  1981年,齐豫在沉寂一年多后转投到了拍谱唱片旗下,推出了个人的第二张专辑《你是我所有的回忆》。齐豫在声音的处理上,更趋于成熟与细腻,被当时乐坛一致评价为台湾的“JohnBeaz”。金韵奖合唱中以一曲《归人沙城》而走红的施孝荣,81年推出了首张专辑《施孝荣》。专辑中一曲《拜访春天》,首次进行了山地音乐节奏的尝试,而专辑中另一首作品《中华之爱》在当年更是好评如潮,年底一举夺得了金鼎奖最佳作词、作曲及演唱三项大奖。81年,杨芳仪、徐晓菁共同推出的《听泉》专辑,则在民歌的后期首开女声二重唱的先河。这种二重唱的表现形式在当时的乐坛相对少见,因而格外引人注目,并直接影晌着八十年代的“百和二重唱”、南方二重唱“等女声重唱组合的发展。

  进入八十年代,面对时代飞速前行的脚步,民歌的发展已远离了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与此同时,段钟潭与段钟沂以原滚石杂志为基础,开办了台湾滚石唱片公司。代表新生代唱片业者的滚石以一系列极具现代流行意识的专辑作品,预示着一个即将来临的新音乐时代。民歌时代极具影晌力的歌手张艾嘉在转投滚石旗下后,由当时初出茅庐的罗大佑担任制作人,推出了《童年》专辑。虽然专辑中大部分作品依旧沿袭了民歌的曲式,但像《大家一起来》、《小天使》、《春望》等作品均以极富现代韵昧的编曲、录音手法,给人以完全耳目一新的感觉。此外滚石推出的陶大伟、孙越《朋友歌》专辑,虽然从表现上看是一张“玩票”形式的作品,但在音乐中他们却大胆吸取了The beatles的曲风,并唱出了“洋烟不比长寿,清茶胜过酒”(注:“长寿”为台湾生产的一种香烟)这一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话题。这些作品无疑与民歌憧憬式的表达有着明显的区别,为国语音乐的发展拓宽了视野。

  1981年,台语音乐界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震动。四月十一日,台语乐坛极富色彩的歌手陈达因车祸不治身亡。一个拯救文化流失的 “陈达时代”就此宣告结束。但陈达却无可否认地影晌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台语音乐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与此同时,作为新人的沈为程以首张台语专辑《心事谁人知》,在乐坛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作品在乐坛上首开了台语歌多语化多元化尝试的先河,开启了台语音乐商业化的先声。自沈文程后陆续有洪荣宏、陈明章、江蕙投身于台语音乐的发展中,从而确立了台语音乐在台湾音乐市场上应有的地位。

第二章:1982年:黑色侵袭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社会的阴暗面也开始暴露于人们的眼前。粉饰太平的作品已无法再引起新生代歌迷的共鸣,大部分青年重新开始沉迷于西洋摇滚乃至古典音乐之中。西洋音乐自60年代后,再度成为了乐迷们的宠儿。恐怕在那个时代没有谁比罗大佑更令我们怀念的了。罗大佑毕业于台湾“中华医学院”,早在学生阶段就显出了过人的音乐天赋。但他的首张专辑《之乎者也》却是在接连遭唱片公司拒绝后才得以在82年面世。专辑摆脱了以往民歌作品风花雪月的刻板语言,以现实社会中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为题材,开创了批判写实作品的先河。在音乐上,他大量运用了西洋摇滚的表现形式,从而引发了国语乐坛最具意义的音乐革命。为了寻求音乐的整体感觉,他甚至能为一个音色的处理,而远赴日本完成。同时,罗大佑在专辑中对民歌的现状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风花雪月之,哗啦啦啦乎,所谓民歌者,不过如此也……”。专辑的推出,扭转了许多人对于国语音乐的既定印象,并立刻引起了乐坛空前的关注。

  民歌时代著名的词曲创作者邱晨,早在81年就曾提出“唱国语歌的合唱团,将带动今后中国流行歌,走向更精致的层面”,并在当时组建了台湾乐坛上首支乐队??“丘丘合唱团”。邱晨试图以自己的作词、作曲,搭配乐队其他成员的演奏、演唱加以表现,使合唱团成为一个完整的音乐创作单元。“丘丘合唱团”西洋电声乐器的演奏,突破了以往民歌轻柔的风格,是介于民歌和摇滚两大风潮之间的过渡型音乐。1982年,乐队推出了首张专辑《就在今夜》。乐曲强劲的节奏,加之女主唱娃娃动感的表现,均给乐迷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丘丘合唱团”在接下来推出《陌生的人》、《摇摇摇》后,1984年因乐队其他人入伍而宣告解散。在“丘丘合唱团”的带动下,先后涌现出了“BOSS”、“印象”等乐队团体。这其中“印象”乐队所推出的《摆开烦恼》、《路》、《空中火焰》三张专辑,均代表了当时乐队热潮中的经典之作。而这些乐团中也先后涌现出了徐德昌、王豫民、纽大可、翁孝良等一大批音乐人。除以上这些团体外,木吉它合唱团也是当年被注目的一支民谣组合。木吉它合唱团成军于民歌热潮中,乐团由陈永裕、李宗盛、江学明、陈秀男、郑文魁等人组成,1980年,他们在《金韵奖纪念专辑》中以一曲《散场电影》而广受好评,但直到82年的1月,他们才真正推出了首张专辑《木吉它重唱专辑》,作品中清纯、质朴的曲风,代表了校园民歌的最高水准,在当时无疑成为为数不多的受欢迎的民谣作品之一,但就在专辑推出后不久,他们便因入伍服役而宣告散伙。

  在台湾歌者虽然众多,但一听就能瓣认的声音并不多,潘越云就是其中之一。1982年,她凭借《天天天蓝》专辑,迅速成为乐坛上备受瞩目的一员。其实,早在1981年,她的首张专辑《再见离别》就有着相当不错的成绩,而《天天天蓝》专辑更是创造了十几万张的惊人销量。作品中的古典韵味,加之她清亮、宽广的嗓音,充分表现出当时那种琼瑶、三毛式的浪漫情怀,并一举获得了当年金马奖最佳制作(李寿全)最佳演唱(潘越云)最佳编曲(陈志远)三顶大奖,被誉为民歌后期的隽永之作。

第三章:1983年:黑色狂潮

  1983年11月20日,52%的台湾人用影片《浩劫后》来恐吓自己。其实号称人类最理性的错误又岂只是原子弹而已?与此同时,台湾乐坛也经历了自己的一次黑色狂潮。

  1983年6月,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在台播出,造成了极大的轰动,台湾女性由此开始审视各自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此时,有着15年歌龄的苏芮推出了首张国语专辑《搭错车》。专辑中,苏芮打破了以往女歌手苍白软弱、无病呻吟的既定形象,一身黑衣,将西洋音乐中的演唱激情充分地融入到国语作品中,那种源自肺腑的呐喊所创造出的撼动力,不仅在女歌手中绝无仅有,在当时整个流行音乐界中亦属先驱。

  罗大佑是导演这场“黑色革命”的另一位主要人物。真实早在他的首张专辑《之乎者也》中,他就已把这种音乐发展方向预见性地呈现给了乐坛,只是这种势头在83年来的更为迅猛而已。在筹划《未来的主人翁》这张专辑的时候,由于上一张的成功,使得歌迷对《未来的主人翁》抱有了极大的期望。而这张堪称罗大佑音乐里程中最为精致的一张作品,也正是在这种种期待与压力下“出炉”的。罗大佑通过对特定物象的描写,刻画出一幕幕经过敏锐观察剖析后的台湾社会现状。作品在内容上较之以往来得更为犀利与尖锐。

  纵观83年乐坛上民歌阵营中成功的歌手,强烈的个性化声音成为成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崛起于民歌时代的郑怡,虽然那首《月琴》早已深受人们的喜爱,但直到83年推出《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她那纯净而又略带民谣味的声音才真正传遍了大街小巷,在这张作品中网罗了活跃于现今乐坛,而当年才崭露头角的多位创作者,如李宗盛、小虫、郑华娟等,尤其是小虫创作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将郑怡声音清亮剔透的特色展露无遗。沉寂多年的邓丽君也凭借着《淡淡幽情》专辑,赢得了不少乐迷们的喝彩。专辑题材以中国古诗词为主,由刘家昌、梁弘志、谭健常、黄沾、陈扬等人配以音乐。邓丽君那细细柔柔的嗓音,用来注释这样中国风味的小品式歌曲,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第四章:1984年:动荡后的脱变

  1983年,罗大佑和苏芮领导的“黑色狂潮”把整个乐坛“闹” 得沸沸扬扬,1984年,他们的转变也着实令人们吃惊不小。由于罗大佑前两张作品中饱含的极乃浓厚的社会责任感,早已被歌迷们定位为批判歌手,因此,当84年的《家》专辑一面世,立刻引起了歌迷们的一片哗然,人们争论最多的就是他风格“温馨化”。在专辑推出后不久,罗大佑离开了这个被他称之为“家”的地方??台湾。而当他再次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已经是四年之后了。因此《家》专辑可以算是罗大佑创作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宣告着前期的黑色狂潮告一段落。黑色时代另一位重要人物苏芮在84年推出了第二张国语专辑《蓦然回首》,由于上一张作品的成功,使得苏芮已然成为乐坛共同的期待,期待她能为国语流行歌曲打开新的局面。作品大胆地抛弃了以往成功的框架,尝试着以不同的曲式及不同的音域来展现苏芮更多样的面貌。《蓦然回首》专辑完善了苏芮的多元化音乐主题,与罗大佑的《家》专辑相比,苏芮的转型获得了歌迷们更多的掌声,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残留在人们心中的女性温柔的既定印象。

  早在60年代及80年代初,台湾年轻人已深受西洋音乐的影响,但真正在国语歌曲中加入摇滚曲风,面对广大以旋律化作品为主的听众群,歌手们却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80年代初,罗大佑、苏芮都曾潜移默化地在作品中融入谣滚曲风,但“摇滚”对歌迷而言却依然是个陌生的字眼。1984年乐坛新人薛岳推出了他的首张专辑《摇滚舞台》。作品在乐坛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这场波动所带来的市场承受力却是极为有限的。在当时,一般人对于“摇滚”两字的陌生及却步远比好奇来的大。

  虽然民歌运动已渐入了发展的末途,但我们依旧无法否认诸多民谣歌手的努力。他们正努力地以自己的执着来维系民歌的衣钵。在其中最令人称道的作品莫过于蔡琴的专辑《此情可待》。在这张作品中,身为飞碟唱片老板的吴楚楚亲自为其写歌,并担任唱片制作人。《最后一夜》、《读你》、《油麻菜籽》等作品,充分展现了蔡琴那低沉而忧雅的声音特质。专辑在音乐上并没有单纯地承袭民歌曲风,而是适量地融入了流行曲式。这一微妙的变化,无疑成功地缔造了蔡琴自《出塞曲》后,事业的另一个巅峰。与蔡琴一样,在作品中讲求艺术气息的齐豫,在沉寂了两年后转投到了滚石旗下,而此时原来与她合作的著名制作人李泰祥亦在此时成立了“泰祥音乐工作室”。1984年,他们再度联手,推出了齐豫的第四张专辑《有一个人》。与《此情可待》相比,齐豫的这张作品更富有艺术色彩。

  此外,1984年排行榜机制首度步入了台湾音乐界。这无疑为竞争中的国语音乐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第五章:1985年:明天会更好?!

  1985年随着台湾当局深入打击“竹联帮”等黑社会组织的“一清专案”的开始而揭开了序幕。同年四月,联合国宣布:现今全世界存有五万枚核弹头。本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当属这种能把自己家园毁灭几十次的“自杀式武器”,面对这一切的一切,凡人又该做什么呢?

  自1949年5月产日起,台湾当局颁布“戒严令”中对于文化的种种限制,就长期无情地扼杀着流行音乐中的自由创作之风,无形中铸就了早期国语歌曲在形式上的刻板表现。1985年10月25日,适值“台湾光复40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时刻,李寿全、罗大佑、张艾嘉自发组织、汇集了台湾、香港、新、马等地区的六十余位流行歌手,共同演唱了一首呼唤民众的公益性作品《明天会更好》。这其中包括齐豫、李宗盛、苏芮、黄莺莺、童安格、周华健、费玉清、潘月云、蔡琴、文章、巫启贤、蓝心眉、甄妮、娃娃、郑怡、杨林、齐秦、张清芳、王芷蕾、李碧华、林慧萍、江蕙、陈淑桦等当时著名的歌手。作品推出后在华人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但就在作品所宣扬的和平与关爱在社会大众中渐入人心时,这次义举却最终变成了被政客们所利用的宣传手段。年终,在台湾“大选”中,国民党公然地利用歌曲,打出了“要一个更好的明天”的旗号,不知情的人们,自然为歌曲贴上了政治歌曲的标签,虽然“明天会更好”是一次集体自发组织的义举,但最终所有“被政治利诱”的指责均落在了远在美国的曲作者罗大佑的头上。就这样,一场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最感人的一幕,不得不在欺骗与被欺骗的种种困惑中草草收场。

  虽然从“明天会更好”事件以及当时台湾乐坛的送审制度中,人们不难发现当时国语乐坛的恶劣环境,但依旧有一批极富创造力的年轻人执着于此。当时的“红蚂蚁合唱团”这个名字绝对不能令后世淡忘。虽然早在1982年,台湾乐坛上就出现了“丘丘合唱团”,但那仅是由邱晨一手包办的乐队,台湾音乐史上首支集体创作的乐队当属“红蚂蚁”。乐队由沈兴远、罗宏武、黎旭瀛、魏茂煌、钟兴民五人于83年在高雄地区组建。乐队在作品中融入了大量欧美的布鲁斯曲风,带有浓重的学院气息。1985年2月和10月,他们在喜玛拉雅唱片旗下分别推出了《从现在开始》和《懒惰猫》两张作品。《爱情酿的酒》、《最后的约定》均成为了他们极具代表性的曲目,而《踯躅》、《奔走》、《终曲》三首作品的编曲甚至连当时许多流行音乐界的行家也均对其赞不绝口。虽然“红蚂蚁”试图以他们的创新精神来改变国语音乐的表现形式,但由于与主流市场的差距,而且当时整个乐坛的“生态环境”并不适宜这样“超前”的乐团生存,乐队不得不在86年3月,在高雄以一场 “最后的约定”演唱会为自己划上了句号。

  1985年,齐秦以“狼”的姿态出现在乐坛,引发了国语乐坛最为巨大的一次音乐革命。其实早在四年前,他的首张专辑《再见溜溜的她》即给乐迷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年少的叛逆,桀骜不驯的个性,对干当时许多希望有独立见解,又得不到他人承认的“新人类”而言,所缺少的正是像齐秦这样离经叛道的英雄。

  85年,薛岳推出了第二张专辑《天梯》。作品在表达方面凭添了些许修饰,也因此在进入大众耳朵那一刻顺滑了许多。专辑中,薛岳首次担任自己专辑的制作人,因此作品表现出浓郁的个人情感色彩。《机场》、《失去联络》、《天梯》等均是他早期十分经典的代表曲目。

  正当“红蚂蚁”、薛岳、齐秦一群人将摇滚在国语乐坛上以各自不同的形式搞得沸沸扬扬之时,罗大佑这位“叛逆先人”却于3月9日勿勿离开了台湾这片土地,好在远行前,他依旧留给了乐迷们一丝安慰,推出了一张现场专辑《青春舞曲》。该专辑是台湾乐坛上首张现场录音作品。收录了他1983年和1984年岁末演唱会上表演的11首歌曲。其实早在《家》专辑推出前,罗大佑即有推出现场专辑的计划,而且是推出双专辑。但直到临行前,这些计划依旧被一拖再拖,终于只有这张《青春舞曲》呈现在人们眼前。

  李寿全与李泰祥无疑是民歌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制作人。但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出版个人专辑却还是破无荒第一回。85年,李寿全的专辑《未来的未来》,是以电影《超级市民》原声带的名义推出的。整张专辑仅有两首歌和两首音乐,此举无论对李寿全还是当时的国语乐坛均是一次不小的挑战。李寿全将这部由万仁执导的影片所引出的概念,在音乐中充分加以发挥,真实地传达出都市生活中的种种困惑。而对于李泰祥而言,其实早在齐豫的专辑中即有与其合唱的经验。1985年,在苦苦筹划一年之后,李泰祥推出了生平唯一一张演唱专辑《错误》。《错误》、《黑店》、《牧羊女》、《边界酒店》、《雨丝》等作品在保持了他一贯的古典韵味和弦乐表现外,更加突出了作品的人文气息,融汇出一种与主流形式截然不同的艺术情怀。

  1985年,三毛、齐豫、潘越云合作推出了三毛个人传记式专辑《回声》。整张作品词的部分由三毛一人包办,从不愉快的童年、羞涩的初恋、深挚的真情、绝望的悲痛到心境的释放。如此大的时空跨度,如此多的不同心境,均使得演唱者在诠释起来更为困难,但齐豫与潘越云凭借着各自对音乐的悟性,使得不同时空的心境均得以在音乐中精确呈现。而同时,专辑充分具备了“概念性专辑”的表现形式,是流行与艺术完善结合的一个完美产物。

  除此以外,在85年乐坛坛上,张清芳《激情过后》、潘越云《世间女子》、文章《古月照今尘》、姜育恒《但愿长醉》、童安格《想你》、张艾嘉《忙与盲》、苏芮《跟着感觉走》、王芷蕾《台北的天空》等专辑作品也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

第六章:1986年:自由创作的觉醒

  与以往相比,86年有更多的创作者由幕后走向了台前。李寿全通过《未来的未来》专辑的尝试,86年推出了他首张真正意义上的作品《8又二分之一》。从上一张作品中,人们不难发现,当这位幕后高手在唱出自己心声时,所呈现出的就是与市场形态不甚富相同的风格及概念。在这张作品中,《我的志愿》、《上班族一日》、《残缺的角落》、《占领西门町》等作品,均发挥出了流行音乐最为难能可贵的社会效应。《8又二分之一》推出后,李寿全再也没有个人专辑推出,但仅这张在八十年代过了二分之一之际推出的专辑,就足以成为我们心目中对那个时代最为真切的回忆。
  八十年代初,李宗盛崛起于民歌组合“木吉它合唱团”中。82年乐团解散后,李宗盛退居幕后专事词曲创作和音乐制作。1986年,李宗盛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专辑中,李宗盛以其平实、简洁的语言,辅以独特的口白式表现手法,将生活中小人物的种种心态精准地刻划于音符中,产生了极富感召力的柔和感受。
  熟悉国语音乐发展的人不会忘记八十年代初被称作“摇滚精灵”的女歌手黄韵玲。十几岁时她就曾但任了诸多著名专辑的编曲及和声编写工作。1986年,她推出了首张专辑《忧伤男孩》。专辑中她包揽了大部分作品的词、曲、编曲及演奏工作,成为台湾乐坛上首位“全能派”偶像歌手。
  1986年,台湾乐坛上出现了首位以电子舞曲曲风为主的创作型歌手纪宏仁。在一年当中,他接连推出了《恋舞情结》、《舞夜电话》、《音乐盒》三张专辑。专辑在电子合成器尚未普及之时问出,像《亚热带》这样的舞曲风格,无疑为国语乐坛带来了全新的表现形式。
  继《天天天蓝》的成功后,潘越云86年推出了《旧爱新欢》专辑。该专辑远赴美国录制完成,在乐坛上首开了赴海外录制专辑的先河。专辑由李宗盛担当制作,无论在编曲、配器上均为歌手留下了极大的发挥余地。由此,潘越云充满磁性质感的声音在歌曲中表现得更加游刃有余。
  民歌末期崛起的李丽芬,虽然81年曾在与吴楚楚、潘越云推出的合辑《三人展》中,以一曲《激荡》而备受歌迷关注,但直到1986年,她的首张专辑《梳子与刮胡刀》才得以面世。作品整体风格的一致性,令行家们赞不绝口。专辑中,李丽芳被塑造成一个冷静甚至冷漠的成熟女性形象。这与当时女歌手林良乐在专辑《冷井情深》的形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种风潮直接影响到了后期潘美辰、卓玉等中性化女歌手的发展。
  与此同时,在台湾主流音乐形式外,长久以来还潜伏着另一支“音乐势力”。虽然当时种种限制与偏见制约着他们各自的发展,但从早年间的“丘丘合唱团”、 “红蚂蚁”等团体身上,我们就不难发现地下音乐蠢蠢欲动的身影。1986年7月,何颖怡、任将达、王明辉共同组建了谣滚俱乐都WAX CLUB。自此台湾的地下音乐真正进入了一个有序的发展之中。虽然WAX CLUB在成立之初仅是以推介优秀欧美音乐作品为主,但林韪哲领导的BASEMENT FLAT、赵一豪领导的 DOUBLE X等地下乐团,却可以在俱乐部定期举办的音乐讲座WAX SHOW中找到展示自身的机会。同年,任将达创办了俱乐部对外的音乐刊物《摇滚客》,并买下了一家叫“水晶”的唱片公司。WAX CLUB、《摇滚客》以及水晶唱片,在当时最大的影响,就是在86年年底成功地举办了首届“台北新音乐节”。音乐节为许多地下音乐工作者提供了发表各自主张的机会。在音乐节上涌现出了 “黑名单工作室”、陈明章、林强、DOUBLE X、王笛、周志华、叶树茵、史辰兰、吴俊霖等新音乐中坚力量。同时,音乐节还吸引了黄韵玲、张洪量、纪宏仁、庾澄庆、陈进兴、赵传领导的“红十字”、薛岳领导的“幻眼”,以及来自香港的前卫组合“达明一派”、“黑鸟乐队”等歌手及团体的参与。但这些团体在当时因为种种原因,均没有得到唱片公司的一纸合约,而86年唯一推出专辑的地下乐队当属由贾敏恕领导的“青年合唱团”。乐队作品以极具反思意味的写实性作品为主,《出发》等歌曲以强烈的人文色彩,反映出那个时代青年人的种种困惑。但在当时那个音乐制品均需送审的年代里,他们的专辑《青年》却因为内容敏感,数次送审均未通过,而被迫放弃专辑的媒体宣传。
  1986年,国语乐坛兴起自由创作之风,除了上述作品外,黄莺莺《来自心海的消息》、苏芮《亲爱的小孩》、蔡琴《人生就是戏》、甄妮《海上花》均受到了歌迷的喜爱。同年,“著作权法修正案”的颁布,使得本土原创作品更加受到版权法的保护。各大唱片公司不惜斥巨资来致力于发掘本土歌手。“大学城大专创作歌谣比赛”、“木吉它民歌大赛”、“青春之星创作歌曲大赛”均为乐坛新人提供了良好的涌现空间。滚石、飞碟等唱片公司更是以《青春之星》、《飞扬的青春》等合唱,为歌曲大赛中的获奖新人提供了新作发表的机会。在这些大赛中涌现出了殷正洋、东方快车、曲佑良、庾澄庆、李亚明、赵传等新人,他们的出现,无疑为日后国语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最为充足的原动力。此时国语音乐的发展呈现出了一种空前的繁荣景象。

第七章:1987年:等待风起

  1987年5月10日,以去台退役老兵为主的“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 在台举行“遥念母亲”活动,要求台湾当局开放大陆探亲。
  1987年9月13日,台湾“团结自强协会”在台北“中央图书馆”举行 “大陆探亲”讲演会。约3000人热泪盈眶地倾听了讲演。
  1987年10目14日,国民党“中常委员会”通过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规定。
  从这些过了时的只字片语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在政治与亲情间,中国人终于走出了前进性的一步。
  1986年的最后一个夜晚,人们在滚石举办的“快乐天堂”演唱会的欢呼声中跨越到了1987年。年初,合辑《快乐天堂》面世,以往什么动物均可上桌当作美食的人,正开始对身边的动物、环境存有一份关爱。专辑集合了李宗盛、黄韵玲、周华健、钮大可、郑华娟、王新莲、潘越云。纪宏仁、齐豫、陈淑桦、钱怀琪、唐晓诗等当时滚石旗下所有能动员的歌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专辑中的九首作品均是为这张合辑专门创作的。整张作品从提出创意到最后推出历时六个月,经过数百个录音小时才得以面世。按制作人郑华娟的话说:“只是为了等待唱片的最佳阵容”。
  1987年,一个叫张洪量的新人着实令乐迷们吓了一跳。他在喜玛拉雅唱片公司所推出的首张专辑《祭文》,单从标题上就透出一股“妖气”。虽然《情为何物》、《浮萍》所承袭的依旧是当时的情歌主流题材,但仅《祭文》、《中国小孩》两首作品便为他招惹来了极大的麻烦。《祭文》以欢快的DISCO节奏来谈论死亡问题,而《中国小孩》则以相同的表现手法来批露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崇洋心理。这种“大逆不道”的作法,以及迥异的曲风,虽然赢得了一部分人的喝彩,但却吓走了更多的乐迷。
  十几岁即投身于音乐创作的马兆骏,在民歌时代曾创作出《散场电影》、《七月凉山》等经典作品。86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我要的不多》。他那低沉而充满磁性的声音所传达出的殷实、平凡的曲风,在《我要的不多》、《会有那么一天》、《第二名也无所谓》等作品中被刻划得尤为突出。
  蔡蓝钦这个在国语乐坛上一瞬即逝的名字,往往为后来歌迷们所忽视。有着过人才华的他,1987年推出了生平唯一的一张创作专辑《这个世界》,同时也在自己二十三岁的扉醒页上留下了最后的青春印记。专辑中蔡蓝钦包揽了全部的词曲工作,显现出了过人的创作天赋及强烈的个人风格。作品就如陈乐融所表述的:“绝对不是清新质朴这样简单的字眼可以一笔带过的。”但就在专辑刚刚完成配唱后不久,蔡蓝钦就因休克导致心脏麻痹,而告别了这个世界。因此,《这个世界》成为了他用青春与血泪谱写出的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乐章。
  1987年,王杰被当时著名的制阵人李寿全所发掘,并制作完成了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专辑中王杰被定位为一个历尽苍桑的孤独浪子,他十分到位的演唱申请,给歌迷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此外王杰忧郁的嗓音表现,多少提供了听者联想自身经验的空间,进而达到对其形象的认同或崇拜。在当时专辑的销量可谓创下了惊人的一幕。
  齐秦87年接连推出了《冬雨》和《狼Ⅱ》两张专辑。《冬雨》是齐秦早期专辑中最讲求细腻化处理的作品,《冬雨》、《自己的沙场》、《斗鱼》等作品均有着极为动人的旋律,受到了乐迷们一致的赞誉。《狼Ⅱ》专辑则与以往曲风有所不同。《巡行~狼Ⅱ》、《九个太阳》等作品中明显融入了更多摇滚的曲风,这种尝试无疑是他后期抒情摇滚的雏形。同年,齐秦还与李泰祥、三毛、郑丽斯、曾道雄等人共同创造了一个流行乐坛上的神话。他们将张系国的小说《棋王》成功地搬上了银幕。以流行歌手来诠释舞台剧的表现,这还是台湾乐坛开埠以来的首次。年末,综一唱片公司推出了《棋王》这张台湾音乐史上首张舞台剧现场录音专辑。
  香港赴台发展的歌手周华健,在台湾约坛上曾创下了四个月中唱红近四十首广告歌曲的记录,因而被人们誉为“广告歌王”。但早期推出的三张专辑却受到了人们更多的冷遇。1987年,周华健转投滚石旗下,并推出了《心的方向》专辑。周华健在其中包揽了近一半作品的创作。专辑中《心的方向》、《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绿》、《因为我在乎》、《是不是一声再见以后》、《眼眶之中》等等作品,成功地树立了其健康向上的曲风,受到了歌迷们一致的认同,因而成为了周华健事业的一个转机。
  1987年,潘越云与著名作曲家陈扬合作推出了《桂花巷电影原声带》。这张专辑揭开了台湾电影原声专辑的发展序幕。
  随着国语流行约坛的繁荣,以往演唱英文歌曲的苏芮、黄莺莺纷纷改唱中文作品,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语言局限下的市场承受能力。但此时,以往以民谣歌曲走红的齐豫却在87年推出了英文专辑《STORIES.故事》,这一举措无论对于市场还是齐豫个人都是一次不小的挑战。而齐豫以其自身对音乐的良好把握能力,赋予了《STORIES》、《MEMORY》、《DIAMOND AND RUST》、《LIKE A HERO》这些英文经典老歌以全新的生命力,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即创下了十六万张的销量,成为台湾流行乐坛自开埠以来首张被真正接受的本土歌手演唱的英文专辑。
  民歌运动后期以一张《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走红乐坛的郑怡,87年推出了新专辑《心情》。可登唱片为这张专辑采取了全方位的宣传手法,郑怡频频出现在当时电视广告的节目中,为了专辑的MTV拍摄,公司不惜斥巨资赴埃及完成,因而产生了极大的宣传效应,作品在一个月中,即有了八万张的销量。专辑中另一个吸引人之处,就是著名曲作家郭巍的概念性歌曲《东城故事》,该作品以一个概念化的故事发展情节,贯穿了曲佑良、马毓芬、郑怡等人的三张作品,在当时成为乐坛上谈论的焦点话题。
  除了上述作品外,许景淳的《许景淳》、姜育恒《驿动的心》、曲佑良《曲佑良Ⅱ》、陈淑桦《等待风起》、纪宏仁《我的心里只有你》、潘越云《纱的吻》、吕方《痴情小子》、娃娃《开心女孩》、苏芮《第六感》、童安格《跟我来》、庾澄庆《报告班长》、李翊君《萍聚》等作品也均受到了乐迷们的喜爱。

第八章:1988年:拥挤的乐园

  1988年1目1日,台湾当日正式解除“报禁”。文化的开放无疑促进着乐坛自由创作之风的兴起,一大批歌手随之涌现在国语乐坛,从不同角度丰富着国语音乐的表现形式。
  1988年,阔别多年的罗大佑复出乐坛,并推出了他个人的第四张专辑《爱人同志》。86年“明天会更好”的惨痛失败,使得他加深了对台湾乐坛的失望。因此,这次他舍弃了台湾,而在香港建立了个人的音乐工作室“音乐工厂”。《爱人同志》专辑在港台两地录制完成,强大的宣传力度,成功地塑造了罗人佑的新形象,在乐坛上创下了近十三万张的惊人销量,成为罗大佑迄今为止最为畅销的一张专辑。
  乐坛新人黄舒骏1988年在歌林旗下推出了首张专辑《马不停蹄的忧伤》。专辑在兼顾市场的前提下,充分展现出了黄舒骏曲风多样、词意深挚的特点,呈现出独特的音乐创意。作品所触及的现状颇多,既有抒情,同时也不乏批判。《马不停蹄的悲伤》、《未央歌》、《所渭今昔》、《忘年之交》、《不要只因为他亲吻了你》、《三代之间》均受到了乐迷们的一致赞誉,有人甚至将黄舒骏与早期罗大佑相媲美,而黄舒骏则在专辑的文案中大胆地写下:“……我写《三代之间》的野心是很大的。简单地说,我企图创作出流行乐坛中极少数可能进入史册的重量级作品,而且能够结结实实击倒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现象七十二变》……”。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陈升就曾担任制作过齐秦《狼的专辑》、杨林《玻璃心》等作品。1987年,陈升受到了当时丽风录音室老板徐祟宪的赏识,并把他介绍给了滚石唱片公司。当时滚石的负责人张培仁在仅听了三首歌曲后,就拍案而起:“这么好的作品,还等什么?”于是88年,陈升终于有机会推出了首张专辑《拥挤的乐园》。但在当时,他的好多想法并不为人所了解,《拥挤的乐园》以及他早期的几张作品均受到了销量的困扰。
  早在86年,郑智化为娃娃所创作的《开心女孩》,即给歌迷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88年,郑智化推出了个人的首张专辑《老幺的故事》。这是一张内容丰富且极具生命力的作品,郑智化在其中包揽了全部几首作品的词曲创作,将积累了多年的生活体验用音符、文字加以精准的记录。《老幺的故事》表述了对海山、煤山两次矿井灾难的悲痛情怀。
  在台湾地下音乐圈中,WAX CLUB的动作已愈发显现出力不从心。1988年,俱乐都所崇尚的独立精神,已随着资源的大幅度开放及欧美“水货”唱片的涌入,而被吹得无影无踪了。此时的人们大多到唱片行去购买欧美唱片或交换音乐资讯,参与WAX SHOW的人数越来越少,而真正关心本土地下音乐发展的人更是少得可怜。《摇滚客》杂志主编任将达就曾在该杂志88年7月号中自嘲地写下“人们不再执着,不再……然而那些膜拜者都去哪了?那些壮志豪情云消雾散了吗?有片清新的土地?新音乐思潮?地下音乐?摇滚客?WAX?呸!”“摇滚客病了,是便秘!但请放心,逐渐恢复中!”。但现实中,俱乐部的种种窘况却并未见好转。WAX SHOW自88年4月成为了历史名词,而此时的MAX CLUB也已是名存实亡。但无论如同,WAX CLUB的出现,为台湾地下音乐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台湾地下音乐也由此确立了以音乐创作者自身为主体的发展方向。同年,任将达领导的水晶唱片推出了首张台湾地下摇滚下摇滚专辑??DOUBLE X《白痴的谎言》。专辑让国语歌迷们首度了解到台湾地下摇滚的进程,虽然它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讲是超前的,与主流音乐相去甚远,但这张作品却掀起了八十年代末期台湾地下音乐发展的序幕。
  与DOUBLE X不同的是,另一支原地下重金属乐队“红十字”,却逐渐在向主流市场靠近。1988年,乐队主唱赵传与乐队合作推出了首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从商业角度,这是唱片公司成功包装歌手的一个典范。赵传并不俊美的外表被公司定位为城市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无名小卒,并以此为出发点,铺陈出了专辑中《不要挡在我面前》、《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请不要在别人肩上哭泣》、《英勇勋章》等九首作品,成功表现出了赵传高亢的嗓音特性。《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在当时也成为了街头巷尾流行的俚语。
  继英文专辑《STORIES》获得极大成功后,1988年齐豫接连推出了《WHOEVER FIND THIS,I LOVE YOU》(谁捡到这张纸条,我爱你)《PARADISE BIRD》(天堂鸟)两张英文专辑,并于年底推出了阔别三年之久的国语新专辑《有没有这种说法》。这两张英文专辑远赴新加坡进行录制,《WHOEVR FIND THIS,I LOVE YOU》专辑更是请来了潘越云担任专辑的伴唱,而专辑MTV也是远赴泰国摄制完成的,开创了唱片公司斥巨资制作英文专辑的先河。在《PARADISE BIRD》专辑中,制作人李泰铭首度在齐豫的作品中加入了MIDI演奏,因而也使的主题曲《PARADISE BIRD》在音乐上呈现更为饱满的形态。由于这两张英文作品在新加坡、泰国两地录音、拍摄MTV,因而在东南亚地区赢得了歌迷的一致好评,两张专辑在台湾、香港、新、马四地创下了九十万张的惊人销量。同年,齐豫推出了久违的国语专辑《有没有这种说法》,专辑由齐秦组建的“虹音乐工作室”策划制作完成,作品打破了以往人们对她民谣歌手的既定印象,以极具现代韵味的十二首歌曲,赋予了齐豫的嗓音以一种全新的生命。
  1988年滚石唱片推出了创业以来的首张台语专辑,潘越云《情字这条路》。专辑中《情字这条路》、《不敢哭出声》、《台北雨》等作品,均有别于以往台语歌曲的表现形式,潘越云的歌声中有着极为深厚的生活基础。以往早已唱红的台语歌曲《桂花巷》、《心情》均被收录于专辑中,为作品增色不少。同年,潘越云还推出了另一张国语新专辑《男欢女爱》。作品由潘越云和李建复、赵传、张信哲、周华健、马兆骏、李宗盛、文章、陈升、罗?武九位男歌手合作录制完成。《结束》、《这样也好》、《你是唯一》、《爱的箴言》等作品经潘越云等人的翻唱,也均受到了歌迷们的喜爱。
  1988年,一位由缅甸赴台发展的歌手高明骏,无疑在国语乐坛上产主了极大的轰动效应。他的首张专辑《来自异域的男孩》,由当年成功地捧红了文章的著名制作人谭健常担纲制作。高明骏在这些歌曲中,以其极富朝气的形象以及独树一帜的沙哑嗓音,为乐迷们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音乐感受。高明骏的嗓音受到了人们一致的关注与好评,甚至有人将它比喻为当时最具有个性的声音之一。
  1988年,齐秦与江建民、刘天键、涂惠源、徐德昌等一班好友共同组建了“虹音乐工作室”。但除了担任姐姐齐豫的专辑《有没有这种说法》制作工作外,齐秦这一年似乎在乐坛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举措。
  1988年飞碟推出了《七匹狼》《烈火青春》等合唱,在这些合唱中涌现出了“东方快车”、张雨生、“星星太阳月亮”、邰正宵、“忧欢派对”等形象健康的乐坛新人,他们也正代表了八十年代末期偶像歌手的中坚刀量。在这股风气的带动下,乐坛上涌现出了“红唇族”、“城市少女”、“粉红派对”、“滚石小子”等偶像组合。
  在诸多新生代歌手的行列中,庚澄庆1988年无疑在推动国语乐坛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继87年推出首张专辑《报告班长》后,1988年庚澄庆接连推出了《伤心歌手》和《我知道我已经长大》两张专辑。庚澄庆在这两张作品中融入了更为多样的欧美曲风,一曲《周末派》在台湾乐坛上首开了国语RAP的先河。此外,专辑中收录的歌曲《第一种声音》,由庚澄庆与三十余位歌手共同演唱,歌曲以打击盗版为主题,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而他也自然地成为了众多新人中最为乐迷们所关注的焦点人物。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作品外,在88年中,还有很多作品在当年走红,例如马兆骏《心存感激》、陈淑桦《女人心》、《明天还爱我吗》、张清芳《寻回》、姜育恒《跟往事干怀》、伍思凯《爱要怎么说》、张镐哲《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纪宏仁《这次来真的》、林隆旋《听风的歌》、叶欢《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董韵玲《没有你的圣诞节》……

第九章:1989年;新台语文化的崛起

  1989年4月,随着台湾历年最大规模的反核游行在台北举行,人们清楚地看到自己对于和平的期愿已与日剧增。
  1989年,滚石唱片推出了合辑《新乐园》。专辑中张培仁、罗大佑、罗?武、周华健、张洪量、李宗盛、陈升、赵传、马兆骏九位创作歌手,以各自不同的表达方式,坦诚地表现出各自对于生活、社会的种种观念和困惑。该专辑正如文案中所写下的:“坦白说,写这些歌不是用来让你买的。我们做《新乐园》是因为我们自己……《新乐园》是我们心里的一片乐土,我们在这里抛弃限制,自由狂想。只为我们在意的事,说一些心里的活。”同时这也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创作理念的诞生。
  国语乐坛在不断创新与改良中,已逐渐显现出羽翼丰满之势。但与此同时,台语文化却受到了人们过多的冷遇。八十年代中期,当时身为四海唱片制作人的王明辉,即抱有改变以往台语歌曲陈腐旧习的念头。1989年初,他与陈主惠、司徒松共同组建了台语组合“黑名单工作室”,并开始他们新台语歌的试验。同年,他们推出了工作室的首张专辑《抓狂歌》。为了突出作品的内涵,他们邀请了当时的地下台语歌手陈明章、林韪哲、叶树茵在专辑中共同演唱。《抓狂歌》专辑打破了以往台语歌曲浪子弃妇的刻板主题,借由许多小人物的生活,去审视台湾40多年的社会变迁,反映出当时台湾政治、社会、文化、教育、交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与现象。作品在音乐上也突破了台湾歌曲旧有形式,融入了欧美RAP、REGGIE曲风,呈现出一派全新的形态,因而扭转了许多人对于台语歌的既定印象,许多根本不听台语歌的青年人,忽然由《抓狂歌》专辑中发觉,原来台语歌曲包能这么唱,原来它也有如此尖锐的表现。
  1989年10月,四十年来首张在台湾“新闻局”登记在案的大陆音乐带《黄河大合唱》在台发行。同年,飞碟和滚石两家唱片公司也分别引进了大陆摇滚歌手崔健的《一无所有》和《浪子归》两张专辑,从而实现了两岸在流行音乐上真正意义的交流,扭转了以往只有台、港流行乐输往祖国大陆的局面。这两张专辑通过唱片公司强大的宣传攻势,在崔健无法赴台做宣传的情况下,依旧在台湾流行乐坛成功树立了其“中国摇滚第一人”的形象。但不久后,台湾“新闻局”既以“与目前政治不合”为由,禁止电视台播放崔健的MTV、广告和宣传活动。但此时崔健的歌早已在台湾歌迷中深植人心,他融入民族色彩的摇滚曲风,在台湾很多地下摇滚乐队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
  1989年,黄舒骏推出了个人的第二张专辑《雁渡寒潭》。专辑较之上一张《马不停蹄的忧伤中的学生气息有着明显的进步,尤其表现在对作品的各种实验性尝试,例如《雁渡寒潭Ⅱ》中的弦乐编排;《恋爱症侯群》中模拟LIVE的处理,以及《三跪九叩》中穿插的对“和尚环绕台湾行”的报道等,在流行乐坛上均属少见。
  与此同时,齐秦在趁寂一年后,推出了组建“虹音乐工作室”后的首张专辑《纪念日》。由于大量合成乐器的使用,使得作品与以往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专辑中,“虹乐队”参与了全部十首作品的创作,而作家罗圣尔、李格弟在其中的词作,更是突出了作品的艺术气息。
  继《爱人同志》在台湾受到极大反响后,罗大佑89年推出了该专辑的香港版。罗大佑重新变换了《爱人同志》的封面设计,以一张眉头紧锁的面孔代替了原先的设计。与此同时,罗大佑还与鲁士杰、齐豫合作推出了《八两金.衣锦还乡电影原声带》。这部由张婉婷执导的影片,描述了主人翁离开故乡漂泊,倦鸟知返重归故里的那种难断的乡土情怀。罗大佑和鲁士杰通过配乐更加深化了这种思乡的情感,由此创作出了《船歌》(齐豫演唱)、《传说》(罗大佑演唱)两首感人至深的歌曲,以及《乱》、《轮回》、《乡愁》等八段音乐。
  《祭文》专辑所招来的麻烦,无疑对张洪亮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后他转投至滚石唱片的旗下。1989年,他在合辑《美丽新世界》中,以一曲《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受到了乐坛的广泛关注,作品以其对情感的细腻刻划,以及自身的东方情怀,迅速在港台两地造成了极大反响。同年,张洪亮推出了复出后的新专辑《心爱妹妹的眼睛》。作品与《祭文》时期无疑已有了很大的转变。张洪亮在专辑中包揽了全部歌曲的词曲创作。在音乐上他不但动用了钢琴、吉它、贝司、鼓,并充分加入了弦乐表现,而同时歌曲中还出现了笙、唢呐等纯东方乐器,因而融汇出一派饱满的音乐感受。
  自1986年,“红蚂蚁合唱团”解散后,乐队主唱罗?武与鼓手兼团长沈光远共同组建了“友善的狗音乐工作室”。罗?武自此便开始退居于幕后的制作工作,先后参与了赵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李宗盛《84-89作品集》、黄韵玲《没有你的圣诞节》等专辑的制作。1989年,他再度与原“红蚂蚁”成员沈光远、黎旭瀛合作,推出了他个人的首张专辑《坚固柔情》。早在“红蚂蚁”时代,《爱情酿的酒》等作品中,罗?武那充满情感张力的嗓音就曾令许多人为之折服。而在《坚固柔情》中,他更是在以往基础上多了份深度及更加随心所欲的控制力,显现出成熟的蓝调曲风。
  赵传继上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在乐坛走红后,1989年推出了新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专辑由“虹音乐工作室”担纲制作,作品在延续以往成功经验的同时,以辉煌背后寂寞为主线,引伸出了《不必等我》、《我终于失去了你》《寂寞的骄傲》等专辑内的十首作品。
  八十年代后期,李宗盛无疑已成为当时无人能及的“王牌制作人”。在时隔三年后,他推出了个人第二张专辑《84-89作品集》。作品收录了他在84年到87年间写给潘越云、张艾嘉、蔡琴、陈淑桦等人的作品,并演唱了88年至89年间创作的三首新作《和自己赛跑的人》、《爱情少尉》、《我的未来,我的家,我的妻》,专辑中起用了周启生、洪艾伦、孙传明等港台两地新生代编曲者参与专辑的录制,因而在音乐上呈现出了更为饱满的形态。专辑推出后不久,就因为其中收录有蔡琴唱红的《油麻菜籽》,招致了对此曲拥有版权的飞碟唱片的不满,最终不得不在制成CD时,从专辑中抽调此曲,而匆忙的以《爱情有什么道理》顶替。
  在实力派男歌手阵营中,童安格在89年接连推出了《真实你不懂我的心》和《梦开始的地方》两张轰动一时的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首作品若干年前由王芷蕾首唱,但当年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次原作者童安格却凭借这首作品在乐坛着实走红了一次。随着KTV在台湾的兴起,使得《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让生命等候》、《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迅速以其易学易唱的特点而在社会大众中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年末推出的《梦开始的地方》更是获得了乐坛上极大的好评。《梦开始的地方》、《耶利亚女郎》、《借我一点爱》等作品均成为了当时乐坛上最为热门的作品。而另一位轰动一时的歌手王杰则也在89年接连推出了《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和《孤星》两张作品,在《孤星》专辑中,王杰开始尝试并逐步完善快节奏歌曲的表现。《孤星》、《上帝也哭泣》、《谁能了解我的心》,《我如何知道你爱我》等歌曲均为乐迷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与此同时,大陆推出了播介台湾流行乐的电视节目《潮-来自台湾的歌1,2》。伴随着节目的播出,王杰在大陆乐坛产生了极大的影晌力。
  在第二届金曲奖颁奖典礼上,周华健凭借专辑《最真的梦》获得了最佳年度歌曲的殊荣。专辑中,著名音乐人罗大佑特地为周华健创作了专辑的主打歌曲《最真的梦》。滚石唱片为了这张作品的发售,特地举办了盛大的演唱会。
  庾澄庆“西化”的曲风,早在87年推出的那首《周末派》中即已令乐迷们有所耳闻。1989年,庾澄庆推出了个人的第四张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专辑中,他一人包揽了大部分作品的词、曲、编曲、合声编写及制作工作,个人的音乐理念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从HARD ROCK、FUNK到SOFT ROCK,庾澄庆尝试着以更为多样的曲风表现,来充分展示个人的情感。
  早在88年,在《男欢女爱》、《美丽的世界》等合辑中,《你是唯一》、《飞向阳光》等歌曲就为张信哲创下相当大的知名度。1989年,他接连推出了《说谎》、《忧郁》、《忘记》三张专辑,这在当时的新人中还是极为少见的。成立之初的巨石唱片为此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来制作、宣传。首张专辑《说谎》仅上市一个月就创下了十万张的销量。张信哲在作品中所表露出的文质彬彬的形象,以及高亢清亮的嗓音,为歌迷留下了极佳的印象。《我们爱这个错》、《让我忘记你的脸》、《你知道应该如何爱着我》等作品均在排行榜上有着相当不错的成绩。
  随着电影《七匹狼》的上映,张雨生的名字一时成为乐坛共同的期盼。1989年,他推出了《天天想你》和《想念我》两张专辑。《我的未来不是梦》、《天天想你》、《想念我》等作品中积极向上的曲风,在乐坛上树立了其“阳光少年”的形象,而他在高音区域的表现,更是令许多音乐界的人上们赞不绝口。
  长久以来,日本流行音乐的发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台湾乐坛的走向。90年代中后期日本乐坛“少年队”等偶像团体的倔起,无形中带动了台湾偶像组合的发展。虽然此时乐坛上已出现了“东万快车”、“忧欢派对”、 “城市少女”等团体,但似乎均无力在乐坛上树立其坚实的基础。1989年,飞碟推出了由吴奇隆、苏有朋、陈志朋所组成的新偶像团体“小虎队”。他们年初在与“忧欢派对”共同推出的合辑《新年快乐》中,以一曲《青苹果乐园》而受到了新生代歌迷们空前的关注。“小虎队”的三位成员以各自清新健康的形象,以及动感的舞步,满足了当时青少年歌迷们对于“新潮” 这个模糊概念的需求,把偶像团体在台湾乐坛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同年,“小虎队”推出了《逍遥游》和《男孩不哭》两张专辑,在乐坛上造成了空前的反响,引起了青少年歌迷们极大的兴趣。在“小虎队”走红乐坛之后,引发了偶像团体新的一轮发展,乐坛上相继涌现了“红孩儿”、“红唇族”、“四个月合唱团”新偶像组合。
  在诸多女歌手的行列中,陈淑桦无疑是当年最为灼手可热的一位。她的专辑《跟你说,听你说》由李宗盛担纲制作,作品奠定了一条倾吐现代都市女性心情及爱情观的音乐新路,《梦醒时分》、《你走你的路》等歌曲所传达出的那种独立、自信、洒脱的女性情爱观,与以往情歌那种自怨自怜的情怀截然不同。专辑自上市那一日起,就受到了各界不同的称赞,并在当时创下了八十七万张这一前所未有的销售记录。
  潘越云89年所推出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专辑,是她与制作人小虫在音乐上达成某种默契后的产物。专辑沿着“说女人心里的话,唱给男人听”这一概念发展而来。制作人小虫以一连串的情歌,透过潘越云的吟唱,表现出女人的丝缕情怀及内心深处的渴望。潘越云在这张专辑中细致入微的嗓音表现更是获得了各方的首肯,获得了第二届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奖”。
  继88年推出首张专辑《不要走不要走》后,女歌手潘美辰89年推出了《是你》。潘美辰无论在曲风上还是形象上均承袭了苏芮、李丽芬、林良乐等人的中性化处理。专辑中,作为《把爱找回来》单元剧主题曲的《我想有个家》,在社会上引起了空前的反响,获得了当年度金曲奖最佳歌曲奖,从而确立了潘美辰在国语乐坛上的地位。
  同年,著名摇滚歌手李亚明成立了自己的德州唱片公司,并推出了新专辑《酷》。作品由齐秦、韩贤光担任制作,齐秦更是担任了专辑中半数作品的创作。早在1986年,李亚明与薛岳、幻眼合唱团在东京LIVE HOUSE “FREAKS”所举办的两场演出,就曾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李亚明与薛岳一度被人们认为是国语摇滚的希望。1987年,李亚明率领的“蓝天使合唱团”在台北、高雄两地举办了四场“燃烧的诱惑”演唱会,李亚明黑衣墨镜的打扮以及作品摇滚的韵味,均为乐迷们带来了无比刺激。在这张专辑中,李亚明与“蓝天使合唱团”的合作更趋成熟。与此同时,李亚明在89年1月率“蓝天使合唱团”赴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了个人的演出,李亚明是首位在大陆举办演出的台湾歌手,从而揭开了港台歌手在大陆演唱会热潮的序幕。在当年,李亚明的这次演出并未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回台后,台湾当局当即以各种理由对他进行了制裁,其中包括在一年之内禁止其一切演出活动等等。
  89年是新人新作备出的一年。小刚的《双子星对话》、何笃霖《把梦亲手给你》、高人杰《高人杰》、李明依《小女生》、东万快车《就让世界多一颗心》、蔡荣祖《脚踏车少年》、张琼瑶《糖罐子》等作品,均令乐迷对这些新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关注。除此以外,一批老歌手也推出了一系列颇具影响的作品,例如,甄妮《当未来变成往事》、王新莲《如果你不认识我》、马兆骏《就要回家》、姚苏蓉《旧情绵绵》、张清芳《你喜欢我的歌吗》、姜育恒《多年以后.再回首》、千百惠《想你的时候》、高明骏《我独自在风雨中》、伍思凯《等看你,爱着你》,张镐哲《不是我不小心》、李翊君《风中的承诺》、叶欢《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

第十章:1990年:向前走

  1985年10月,台湾“教育部”曾草拟“语文法”,规定公共场所不得使用方言交谈。迫于原住民抵制,这顶议案不得不在年底宣布取消。1989年, “黑名单工作室”重新将台语文化的发展提到了另一个高度,从而引发了九十年代台湾乐坛上轰轰烈烈的新台语文化运动。
  1990年,极富传奇色彩的台语歌手陈明章无疑成为了当时乐坛上的焦点人物。早在民歌时期,陈明章即参加了当时著名的民谣组合“木吉它合唱团”,但不久即因歌声太“烂”而被开除。在此期间,他对70年代陈达式的台语歌曲十分心仪,并由此开始了台语歌曲的创作。但在当时,国语歌曲在台湾乐坛上大行其道,因而始终没有人关注这位极富创意的台语歌手。1986年,陈明章以一把600元新台币(价值人民币200元)的吉它,为电影《恋恋风尘》所谱写的配乐获得了法国南恃影展最佳配乐奖。陈明章的名字无疑使当时许多乐坛人士大吃一惊。此时,他受到了水晶唱片老板任将达的高度重视。1989年,他应“黑名单工作室” 之邀,在他们的专辑《抓狂歌》中主唱了三首作品。陈明章怀旧、质朴、极富人文色彩的表现,一时令乐迷们为之刮目相看。1990年1月,陈明章在水晶旗下推出首张专辑《现场作品》。专辑收录了他1989年5月18日在台湾文化大学所举办的小型演出的实况。同年,陈明章推出了首张录音室专辑《下午的一出戏》。陈明章在作品中以传统的五声音阶来表现极具现代韵昧的台湾歌谣。作品中大量使用了萧、笛、琵琶、南胡等传统乐器,歌曲题材从民间生活出发,忠实而生动地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状况。陈明章在专辑中曾留下了这样的言语:“我的声音并不甜美,也不准。我之所以唱歌,是因为找不到别人唱我的歌。写了那么多台语歌,卖不出去,还要继续写下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那是我唯一的表达工具。”
  在新台语文化发展中,另一位重要的人物当属林强。1990年,林强在滚石旗下推出了轰动一时的台语专辑《向前走》。作品较之陈明章“诗词派”的台语歌曲更富有现代气息。专辑中所表述的现代台湾青年已不再以为“台北不是我的家”,呈现出当代人对于台湾现代生活的认同与希望。MTV中振臂挥拳的林强以其全新的生活及音乐理念,迅速在青年歌迷心目中产生了空前的影响,从而塑造出九十年代台湾青年的全新偶像,专辑中的单曲《向前走》一举获得了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奖”。这也是自该奖项设立以来,台湾歌曲首度打破语言的藩蓠而获此殊荣。
  1990年,水晶唱片的启动,无疑为台湾本土地下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极为宽广的空间,自1986年,水晶唱片由任将达重新组建以来,公司以代理 ROUGH TRADE、FACTORY等英国独立唱片公司产品起家。自成立之初,公司就抱有着与流行市场截然不同的经营理念。公司以其拯救、发掘音乐的信念,出版了记录配乐的“角色音乐”系列以及记录民间音乐的《台湾有声资料库全集》。这些举措在为它赢得了“台湾新音乐谣蓝”的赞誉的同时,无疑也使得它在流行的大环境下经历着其惨淡的经营。自1988年,水晶推出首张台湾地下摇滚专辑DOUBLE X《白痴的谎言》后,公司开始致力于台湾地下音乐的发掘。1990年,水晶除了推出了上述提到了的陈明章《现场作品》外,还制作完成了原DOUBLE X乐队主唱赵一豪的个人专辑《把我自己掏出来》。专辑大部分作品的创作为赵一豪一手包揽,作品中强烈的颓废色彩以及纯正的摇滚表现手法,均代表了当时国语摇滚作品的最高水准。但在当时由于专辑中《震动》、《把我自己掏出来》、《死亡》三首作品,也为赵一豪引来了很多的麻烦。由于歌曲内容不健康以及带有明显的自杀倾向,因而在送审过程中受到了责难,并被宣布为禁歌。水晶自86年后所陆续举办的“台北新音乐节”在当时社会大众中起到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在这些表演之中,涌现出了很多台湾地下音乐新生力量。1990年,水晶推出了89年台北新音乐节新人发表辑《完全走调》。专辑汇集了吴俊霖(伍佰)、毛元豪、叶树茵、“青铜时代”、周志华、史辰兰、“幻弄影”、“蓝洛李工作室”等地下乐手。虽然专辑中强烈的另类色彩,使得作品感觉相当阴郁,且大有拒人于外的感觉,但《小人国》、《失业男子》、《唯一的地球》等作品却洋溢出一份剔透的年轻气息。正如专辑文案中所描述的:“在这里,你有充分的空间去幻想,年轻与梦想再也不会是一句口号而已”。
  陈升的前两张专辑《拥挤的乐园》、《放肆的情人》都卖得不大好。90年当他推出《贪婪之歌》时,经济情况、甚至婚姻都出现了危机。但他依旧以一个音乐人的坚持来理解这场苦难,“像一个贪食音乐这种吗啡过量的痴人,急躁地等待又一次更强烈的心灵冲击,只怕不能把所有的情感都掏净。”正是这种种压力与危机,赋于了《贪婪之歌》较之以往作品更为深刻的音乐内涵。作品在情歌题材之外,对于现实生活中欲望与理智交织的困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虽然《贪婪之歌》专辑并未使陈升摆脱销量的困扰,但它却是展现陈升所有七情六欲的一张专辑,同时也是陈升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一张作品。
  90年工作室形式更加受到了乐坛的肯定。张洪量90年组建了个人的音乐工作室“解析音乐”,由此开始了他音乐发展中的一个全新历程。90年工作室推出了组建后的首张专辑《脱变》。专辑抛开了《心爱妹妹眼睛》中给歌迷的那种“白马王子”的既定形象。这张专辑的整体构思,源自于张洪量七月间的一次欧洲之行。为此,推翻已经为新专辑完成的诸多作品,并远赴英国伦敦著名乐队THE BEATLES 使用过的ABBEY ROAD录音室完成了专辑的最终录制。专辑中,张洪量试图以一种全新的形象来探索一条真正展现自我的音乐归属。为此,他请来了著名的民乐大师温金龙、刘松辉来为专辑助阵,二胡、笛子等传统乐器在作品中大量出现,融汇出了一种纯正的东方情怀。赵传的前两张专辑均在乐坛上创造了极为广泛的影响。赵传90年也组建了个人的音乐工作室“音乐殿堂”。但工作室成立不久,即因被盗而损失惨重。赵传一度陷入极度的困惑之中。最终他在著名音乐人李宗盛的鼎力支持下,有感而发,推出了《我是一只小小鸟》专辑。专辑中,李宗盛特为赵传创作了《我是一只小小鸟》和《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两首主打作品。
  薛岳的名字最终在90年与回忆划上了永远的等号。薛岳作为国语乐坛上首批摇滚尝试者,为国语摇滚的发展努力多年,始终少人问津。但90年,他因患肝癌去世的消息却成为了媒体报导的焦点。90年,薛岳拖着病体推出了最后的一张录音室专辑《生老病死》,这张作品已成为了这位十分热爱生命的歌手用他全部生命余辉所留下来的最为感人的声音纪录。他在录制这张专辑时,肝癌已日益恶化。甚至在录音时他必须用椅子抵住上半身,才能发出声音。但正是这种勇气与执着,使得《如果还有明天》、《灼热的生命》等作品创造出了非凡的感人效果。薛岳在专辑中大乃感慨地表示:“我在三十岁以后,决定要做自己的音乐。这几年来,我拼得很凶,可是没有几个人看得到我心中的那种焦急,那种愤怒,造就了这几年我的个性……可是慢慢因着年龄的因素,我明白了!我很多东西并不是用撑的,应该有很多方法,有很多管道……我才刚明白,生命却已经来不及了……”。
  1990年翻唱成为一些大牌歌手热衷的事情,罗大佑90年所推出的两张一套的新曲+翻唱辑《情歌.罗大佑》(《闪亮的日子》、《告别的年代》)专辑中,翻唱了自74年起写给刘文正、陈淑华、潘越云、苏芮、张学友、张艾嘉等人的十几首情歌,包括《爱的箴言》、《爱人同志》、《恋曲1990》等成名作。而齐秦也步大佑的后尘,推出了新曲+翻唱的专辑《爱情宣言》。专辑中,齐秦将其独特的个人抒情摇滚曲风,赋予了当年写给杨林、李亚明、齐豫等人的歌曲。而此时,齐秦与“虹”乐队的合作也已更加日趋成熟。同年,齐秦出任了台湾科艺百代唱片公司国内部经理。
  在这一年中,新人刘铮无疑对国语乐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他在林杰唱片旗下推出的首张专辑《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以其粗犷的外形及强烈的个性化曲风,迅速受到了乐迷们的关注,并一举登上了台湾龙虎榜榜首的位置。专辑中,刘铮揽了三首主打歌的创作,而李安修、蔡宗政等新生代音乐人则负责了其余大部分作品的创作。专辑中,由李安修填词的作品《老兵卖冰》,完全展现出一幅大陆赴台老兵现今处境的缩影,作品以其极富思考性的内涵,在当年度金曲奖评选中,荣获了“最佳作词”的肯定。90年乐坛上另一位颇受好评的新人当属黄大炜。黄大炜出生于香港,在夏威夷长大,因而更多地受到了欧美流行音乐的影响。在他的首张专辑《让每个人都心碎》中,他一人包办了专辑中全部作曲、编曲工作。作品充分运用了欧美SOUL、ROCK的曲风处理,完全展现出一派“西化”的曲风走向。而黄大炜在歌曲的演唱上也流露出明显的欧美音乐的印记。特别是在由他创作的《STOP GIRL》等四首英文歌中,均有着出十分精准的表现,给人以原汁原味的感受。
  长久以来,民歌餐厅无疑成为了台湾流行乐手辈出的场所。陈淑桦、姜育恒等著名歌手均有着歌厅演唱的经验。1990年,有着近十年歌厅演唱经验的女歌手董小琥在可登旗下推出了首张专辑《不只是朋友》。她那种发自心底呐喊的音乐表情和一副沉稳浑厚的歌喉,迅速为她赢得了“灵魂歌手”的赞誉。在当年,她甚至被人们誉为“女赵传”。另一位民歌餐厅中涌现的歌手黄品源,也在90年推出了首张专辑《男配角的心声》。16岁即有组建乐队经验的黄品源,在此前仅是一名默默无闻的驻唱歌手。89年他被黄韵玲所引荐,成为了“友善的狗”工作室旗下首位签约歌手。在首张专辑中,他个人包办了全部作品的词、曲、编曲、演奏工作,充分展现出过人的天赋。在他的歌声中蕴含了一种质朴感与生命力,而他作品所透露出的殷实感受,更是为乐迷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89年,庾澄庆以《让我一次爱个够》步入了事业的一个顶峰,作品在港、台两地均创下了极大的影响。而单曲《让我一次爱个够》更是被张学友重新填词后改为粤语版的歌曲《只愿一生爱一人》。这一举措无疑乃庾澄庆在香港市场打下了极高的知名度。90年,庾澄庆推出了新曲十精选形式的专辑《想念你精选》。专辑一经推出即创下了惊人的销量,甚至在粤语歌为主流的香港,它也打进了排行榜的前列,并在香港叱咤乐坛颁奖礼上荣获了“过江龙奖”,成为了继罗大佑、齐秦、苏芮、王杰之后另一位打入香港乐坛的台湾国语歌手。
  1987年,凭借《爱要怎么说》步入乐坛的创作歌手伍思凯,在台湾乐坛上已具有了相当的知名度。1990年,他推出了个人第四张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长久以来,伍思凯在作品中始终延续着情爱为主的题材。但在这张作品中,这种主题在音乐处理上较之以往更为细致入微。
  陈淑桦90年推出的《一生守侯》专辑,是继《女人心》、《跟你说,听你说》后另一张十分成功的作品。专辑较之以往更加突出了作品的艺术气息。整张专辑十首作品所蕴含的古典曲风与现代情怀,在东西方潮流的交汇融合中,使人们充分领略出现代都市女性的情感世界。
  在这一年中,更多的音乐创作者开始涉足于乐坛,民歌后期即已步入乐坛创作的周治平,在此时已成为乐坛上举足轻重的创作者、制作人。《重提往事》、《寂寞的眼》等享誉一时的佳作均出自他之手。1990年,周治平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青梅竹马》。此外许多创作人也开始推出自己的作品,如郭子《纯属虚构》、林东松《拥抱一个冷冷的夜》等等。
  继89年宝丽金唱片公司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后,90年,EMI百代唱片公司也开始“登陆”台湾。这些早已在香港设有分公司的国际化唱片机构,无疑引发了香港歌手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拓展国语市场的行动。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梅艳芳、谭咏麟、张国荣、张学友等香港歌手既已开始涉足国语市场。《曼珠莎华》、《烈焰红唇》、《心手相连》、《半梦半醒之间》、《像我这样的朋友》、《英雄本色》等专辑虽然引起了一部分台湾歌迷的关注,但“势单力薄”的的感觉始终未使这种发展具有规模。1990年,宝丽金推出的合辑《永远的朋友》,真正打开了香港歌手向台湾市场进军之门。
  1990年当时在香港如日中天的BEYOND将以往成名的作品重新填词,推出了首张国语专辑《大地》。《只有你知道我的迷惘》、《大地》等作品迅速在台湾乐坛走红。BEYOND弥补了国语乐坛缺乏乐队组合的缺憾,而主唱黄家驹极富激情的嗓音,更是受到了乐坛的一致好评。
  80年代中后期正是林忆莲在香港走红之时。90年,她在台湾发行了个人首张国语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林忆莲将香港的表演形式成功地转移来台,她对于舞蹈、肢体语言以及舞曲乐风的掌握上都有着良好的把握,对当时并不熟悉此类表现的台湾听众而言,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另一支通过合辑《永远是朋友》走红的香港组合是由蔡一智、蔡一杰、苏志威所组建的“草蜢”。这支组合最初仅是以梅艳芳的伴舞形象出现的,很快他们强劲的舞曲节奏以及繁复的舞蹈,强烈地吸引了歌迷的关注。1990年,他们赴台推出的首张国语专辑《限时专送ABC》,迅速在台湾掀起了一次热潮,成为继BEYOND 之后,另一支在台湾深受歌迷喜爱的组合。
  面对港星的大量涌入,台湾本土的歌手也纷纷寻求地区外的发展。1990年6月20日,亚运会在北京举行。这次运动会从申办到举行,均引起了全球华人世界的广泛关注。1990年5月1日,赵传、庾澄庆、千百惠等台湾歌手,在经过台湾当局的许可后,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亚运前夜”大型演唱会,并由此揭开了港台歌手赴内地演出热潮的序幕。
  在整个1990年当中,有太多人值得回忆,除了我们上述提到的作品外,还有童安格的《花瓣雨》、黄舒骏的《未来的街头》、周华健的《不愿一个人》、高明骏的《丛林男孩》、张镐哲的《北风渡河》、张清芳的《紫色的声音》、东方快车的《就让世界多一颗心》、李亚明的《存在》、谭咏麟的《难舍难分》、齐豫的《WG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等等。

第十一章:1991年:让我欢喜让我忧

  1990年《向前走》专辑的成功,为台语歌曲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契机。罗大佑自88年在香港成立“音乐工厂”以来,便专注于台、港两地的音乐交流。《音乐工厂.皇后大道东》、《东方之珠》等合辑,在两地均产生了极大的反响。1994年,罗大佑返台,推出了个人的首张台语专辑《原乡》。该专辑在当时所创下的声势甚至比《爱人同志》还大,成为了当时台湾乐坛上人们关注的焦点。但许多听过音乐工厂另一张作品《皇后大道东》的歌迷却对专辑的印象大打折扣,《大家免着凉》、《牵成阮的爱》、《赤子》等作品,是前者不折不扣的翻版。在当时引起了很多歌迷对罗大佑创作诚恳度的质疑,当时台湾的著名乐评人翁嘉铭也曾批评《原乡》的内容过于“模糊摇摆”。
  1991年陈明章继《现场作品1》、《下午的一出戏》后,推出了个人的第三张专辑《现场作品2》。专辑收录的是他3月20日在台湾淡江大学的现场演出。在这次校际的小型演出中,竟吸引了两千多名大学生到场。简单的乐器伴奏以及独特的陈达式唱腔,使得原本单调的舞台空间变得丰富圆满起来。同年,陈明章参与完成的,由侯孝贤执导的日本公益广告“酸雨”的专题配乐,也为他赢得了一致的好评。

  1991年,新生代台语抗议歌手朱约信在水晶唱片旗下推出了首张专辑《台语创作现场作品》。朱约信又名“猪头皮”,是一个勇于在自己的歌曲中,鲜明地表达自己立场的歌手。对于朱约信来说,城市与政治是分不开的。他的作品,无非想透过歌曲,在文化的管道中唤醒本土意识,抗议政治现实的恶劣化。

  1991年,作为台湾地下音乐大本营的水晶唱片公司,推出了一系列高品位的台语专辑唱片,将新台语文化的发展带向了一个高潮。除了上面所提到的陈明章、朱约信外,在当时地下音乐界流传最为广泛的当属由水晶推出的合辑《办桌壹》。该合辑汇集了伍佰、陈明章、朱约信、潘丽丽等诸多台语地下歌手。专辑推出之时,水晶所打出的口号就是“台语歌可以不再悲情,我们期待用办桌的心情,以喜悦凝聚台湾的旭”。同年,为了纪念台湾文学的先行者杨逵,水晶特意出版了合辑《杨逵纪念专辑.鹅妈妈出嫁》,并举行了一系列的校际演出。专辑收录了林良哲、李坤城、朱约信、萧福德、陈明章等一群极富创造力的台语歌手的作品。整张作品充满了文化特点,呈现出一派饱满的“文学音乐会”的气息。此外,水晶91年还推出了一张以挖掘整理台湾民间行将消失的另类音乐为目地的合辑《采自台湾底层的声音》,该专辑收录了包恬黄克林的《倒退噜》在内的许多台语地下音乐作品。甚至今天非常走红的“金门王与李炳辉”,早在91年他们的音乐即已受到了水晶唱片的关注,并在《来自台湾底层的声音贰》中收录了他们的台湾那卡西式音乐作品。这些合辑充分展现出了水晶唱片独特的音乐视角,以及以拯救文化流失为己任的经营理念,因而受到了人们一致的赞誊与关注。

  90年,当薛岳捶着胸口录制完最后一张专辑《生老病死》后,人们忽然听说他还要举行最后的演唱会,很多他的朋友都感到十分不忍,因为这一切都将加速燃烧薛岳有限的生命。1990年9月17日晚,当薛岳拖着绝症的身躯,出现在台北国父纪念馆的舞台上时,人们已不再计较演唱会的成功与否,因为他们看到这分明是一个音乐人对音乐的一种灼烈的生命。在演唱会的结尾,薛岳用发自内心的心灵震撼,再度演唱了当年唱红的那曲《如果还有明天》。??“如果还有明天/你要怎样装扮你的脸/如果没有明天/要怎么说再见”当演唱会结束前,薛岳用虚弱的声音说完“让我们??让我们划下一个美好的句点”后,自己也禁不住流下了热泪。1991年,当薛岳去世一周年后,新笛唱片限量一千张发行了这次演唱会的现场录音专辑《灼热的生命》。人们怀念薛岳,因为他为整个台湾的流行音乐的发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赵传以往的作品,无论《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终于失去了你》还是《我是一只小小鸟》,均是唱片公司成功包装的产物。1991年,赵传在组建 “音乐殿堂工作室”后,推出了一张真正属于自己的专辑《赵传四》。作品一改以往唱片公司对其形象柔情化的处理,音乐上加入了更多的摇滚味道以及实验色彩。《粉墨登场》中,赵传将传统的京剧与现代的摇滚风格充分融合,孕育出一派全新的音乐风貌。虽然《赵传四》拥有着极高的创意,但却也着实令许多听惯了温柔情歌的人感到大惑不解。

  在接连受到市场的冷遇后,陈升91年组建了个人的音乐工作室“新乐园”,并于同年推出新专辑《私奔》,由此开始了一个全新的音乐里程。这张专辑与以往作品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陈升开始尝试走较为温馨、怀旧的音乐路线。但在歌词方面,陈升依旧保持了以往散文化的倾向,并未将人文思考与社会关怀的面向抛却。专辑中的单曲《把悲伤留给自己》在当时创下了极大的流行风潮。成为KTV中点播率最高的歌曲之一。

  八十年代末关注于舞台剧的原“丘丘合唱团”主唱娃娃,91年推出了个人的第六张专辑《大雨》。作品一改以往“丘丘时代”的“庞克少女”以及《开心女孩》的小女生形象,展现出更为成熟深情、温柔典雅的风格。专辑由李宗盛、王新莲、小虫联手制作,在音乐上最大程度发挥了娃娃个人声音的特点。同年,娃娃还在赖声川执导的电影《暗恋桃花源》中演唱了主题曲,成为当时乐坛所关注的焦点。

  素以“摇滚精灵”闻名乐坛的女歌手黄韵玲,在滚石唱片搞了几年编曲后,91年推出了个人的第五张专辑《平凡》。一向自写自编自弹自唱的黄韵玲,在专辑中首度身兼制作人。为了寻求传神的音乐风貌,她和好友李琳亲赴洛衫矶,集合当地一流的JAZZ、FUSION乐师参与专辑的演奏,为作品添色不少。

  周华健91年组建了个人的音乐制作室??“摆渡人”,并推出了新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认真的制作、通俗动听的词曲、成功的形象包装,再加上一副好的歌喉,这张专辑将歌者所有的优势充分有效的结合,并最终带来了商业作品品质与利润的提升。有李宗盛填词完成的作品《让我欢喜让我忧》,当时在知音时间排行榜上占据前十名的位置达十五周之久,创造出了台湾本土歌手的又一次辉煌。而像专辑中《怕黑》、《孤枕难眠》等作品,也成为了当时街头巷尾最为流行的歌曲之一。《让我欢喜让我忧》专辑,无疑在台湾民众中充分确立了周华健超级巨星的地位,并由此将他的音乐事业带向了另一个高潮。

  进入九十年代,台湾的流行音乐已经打破了以往形式上一成不变的发展方向。而更加注重于充分容纳与吸收别人的经验。一向以曲风西化见长的庾澄庆和黄大炜。1991年他们分别推出了《管不住自己》和《环游地球??世界报道》专辑。这两张专辑均以其十分精准的表现,向人们展示着原汁原味的欧美音乐精髓。此外,伍思凯也在他的新专辑《爱的过火》中,抛却了以往的风格,而加入了更为浓重的爵士曲风。

侯孝贤自述

2006年第五期《当代电影》

漂泊的异乡人

  我1947年出生。父亲原是广东梅县的教育局长,他在当局长期间,曾带梅县的运动员到省会广州参加省运会。在会上碰到正好要回台湾当台中市市长的同学,于是邀我父亲一起到台中当他的主任秘书。1947年6月,父亲就一个人先到台湾,我则是在四个月大时被抱来台湾。

  父亲抵达台中后,发现台中环境不错,内战的影响比较小,又有自来水,于是将全家接来台湾.原本计划只在台湾工作几年就回梅县。由于他对政治没有兴趣,所以回到教育部当督学。我六岁以前垒家住在新竹,但父亲工作却在台北,常常两地跑。父亲在当梅县的教育局长前曾办过报,由于办报常得熬夜,因此得过肺病。到了台北后,因为气候不适容易气喘,父亲的身体变得很虚弱。后来他调到高雄县政府当合作社主任,任个闲差,不过他还是在这期间写了一本关于合作社的书。父亲在我13岁时过世,印象中,他就是个文人,每天不是坐在书桌前看书,就是写字,这种印象是深刻而强烈的。

边陲的视角与文化的积淀??童年往事

  我从小喜欢看武侠小说,加上我住在城隍庙附近。当时高雄凤山城隍庙是南部七县市每年戏曲比赛的地点,比赛时间约一两个月左右,有歌仔戏比赛、皮影戏比赛、布袋戏比赛我尤其喜欢看皮影戏和布袋戏,小时候便耳濡目染地接触这些东西。除此之外,我初中同学家里有很多线装书,如《济公传》等,他家中没人喜欢看.我便溜去他家看书。武侠小说、地方戏曲、杂类线装书,基本上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而地方戏曲,不管是歌仔戏、布袋戏,所有的戏目基本上是从京戏而来,只是加入各地民俗、插科打浑的材料;其实观念、戏码都是一样的,谈的皆是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观,武侠小说.线装书亦不例外。中国传统社会除了士的阶层有机会读书外.一般人念书的机会不多,靠的都是戏曲在传递中国传统忠孝节义、人情事理。稍长之后,我看了不少国民政府来台后的作家写的言情小说;也看黄春明,陈映真之类社会意识比较强的小说。

  有时在边陲地带,文化的保留反而是最好的,如闽南话原是古汉语,因为是边陲,所以因政权更替而改变的影响比较小,传统的保存也最完整。这种边陲感时常存在我的心里,再加上我属于外来的客家族群,这种感觉更强。

  我小时候在城隍庙中和大家每天混在一起,自然而然形成所谓的“角头”,有点类似帮派,但并不是帮派也没有组织,大致是指住在当地地区或是在某地区长大的玩伴或在地的朋友们所形成的一股势力或团体,因此这些玩在一起的玩伴只要和外面的人有所冲突,就容易发生械斗。久了,渐渐会发现我的家庭和一些本省玩伴有所不同--毕竟他们在此居住很长一段时间了,而我们只是初来乍到,很多观念差别很大。举例来说,我家里所买的家具部是竹制的,因为竹制的东西方便丢弃,父亲准备随时要回大陆,而母亲连买个缝纫机都得斟酌很久。父亲来台湾,最后还是无法回大陆,母亲就更惨了,亲友间的支援全都没有了,变成异乡人,那种孤寂感是很强烈的,压力又大,加上父亲身体不好,常要跑台南疗养院。因此,母亲在我十七八岁时即因口腔癌去世,后来祖母亦在我高三毕业时去世。

  在这样不同的环境里面.反而可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也因为这种家庭背景以及跟环境的隔阂,加上看了许多小说的关系,就比较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电影经历

  1972年,我从“国立艺专”毕业,先当了八个月的电子计算器sales(推销员),原本以为就一直这么做下去了;恰巧当时在李行导演身边担任副导演的李融之,打电话给顾乃春老师找我,于是我到李行导演剧组担任场记工作。

  与李行导演合作的另一部作品--《早安台北》原本是找小野编剧,但小野原本是写小说的,对编剧方面的细部工作并不是很熟,而我当时已跟着赖成英编写许多剧本了:如《桃花女斗周公》、《昨日雨潇潇》、《悲之秋》、《翠湖寒》……于是李行导演找我接手完成剧本。在剧本完成后,李行导演再找小野写《早安台北》的电影小说。

  李融之跟着李行导演担任副导演工作已经有很长的.段时间,当时他出来要自己当导演时,原本邀我和制片祖康要帮一位陆老板拍片,不过后来先帮蔡扬名拍《双龙谷》,我则在这部影片中当场记。再来是在徐进良的《云深不知处》中担任副导演,之后才帮李融之拍马氏的《近水楼台》(当编剧)。然后我就和陈坤厚一起去帮赖成英拍《桃花女斗周公》、《月下老人》、《秋莲》……等等。所以在我自己当导演前,总共约有八年左右的时间帮别人写剧本、当副导演及兼做制片的经历。

  自己当导演之后的前两部作品--《就是溜溜的她》、《风儿踢踏踩》还是比较具有商业倾向的喜剧片,而过去自己当编剧时,大约一个礼拜至十天就可编好一个剧本并准备开拍,甚至《在那河畔青草青》的编写拍摄也很快,一直到《风柜来的人》可能自己已到了一个成熟度,而有了完全的改变。多数的创作者一开始总是如此,我们本来就是在主流电影的体制及环境里成长,不自觉就会投入在这样的类型和形式中,所以我一直到新电影的崛起,从《小毕的故事》就开始转变,转换到自己完全针对内容的表达形式。

风格的探求与摸索??从《在那河畔青草青》到《儿子的大玩偶》

  我认为在《风柜来的人》之前的电影作品,基本上还是属于比较商业主流电影。只是我在取材上是以台湾本土为主的类型电影,比如都市喜剧、古装神怪片等等……什么都有。当时的电影市场非常的蓬勃,而大部分的电影都是类型题材,例如我都市喜剧的作品就蛮多的:《我踏浪而来》、《蹦蹦一串心》、《天凉好个秋》、《俏如彩蝶飞飞飞》……等等,还包括在这之前帮别人编剧的作品。其实所拍的电影都和土地有关联,只是我们是在主流的环境里面,拍得比较具有喜剧性和类型特色。直到《在那河畔青草青》.一部根据《民生报》一篇关于保川护渔的报导、到内湾实景拍摄的作品,其实在拍摄这部作品时风格已渐渐在转变。

  后来和陈坤厚合作《小毕的故事》到三段式的《儿子的大玩偶》。《小毕的故事》是我跟陈坤厚自己出来成立万年青公司时所拍摄,是和中央电影公司(简称“中影”)对等投资的。

  明骥先生当上“中影”总经理之后,起用小野与吴念真当策划,找了年轻导演执导,不随波逐流而开始拍摄“新电影”,这是很不容易的。过去明骥在“中影”担任制片厂厂长时,已训练了一批技术人员约四五年左右,包括李屏宾、杜笃之、廖庆松以及杨渭汉。如果没有明骥的先见之明,在他当总经理时,就没有新的工作人员、新的观念,这些从国外回来的年轻导演也就没有工作伙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新电影”第一部作品就是《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四位导演除了张毅之外,杨德昌、柯一正、托德辰三位都是刚从国外留学回来。“中影”推出的第二部作品就是《儿子的大玩偶》,这是一部三段式电影,原本是找我、王童及林清介三位土生土长的导演执导,但王童和林清介两人没意愿拍,改找曾壮祥和万仁两位留美的导演执导。这部作品取自黄春明的小说,选择《小琪的帽子》、《儿子的大玩偶》、《苹果的滋味》三篇故事。

  三个故事由万仁和曾壮祥先挑,曾壮祥挑了《小琪的帽子》;万仁喜欢《苹果的滋味》,因为《苹果的滋味》社会意涵比较强;我则先拍《儿子的大玩偶》,当时每位导演只分到1.2万尺的底片。《儿子的大玩偶》摄影是陈坤厚、副导许淑真,主创人员都是我们过去的Team,循《小毕的故事》的模式。《儿子的大玩偶》是我第一次拍黄春明的小说,他的小说争议较大,所以我对黄春明小说的处理比较谨慎,也因为过度小心所以拍摄起来显得比较捆绑,毕竟自己以前拍电影时都是自己编剧比较多,自由度较高,最后上映时《儿子的大玩偶》大卖座。

  我认为我的风格是在《在那河畔青草青》到《儿子的大玩偶》时开始有所改变的,因为当时几乎每天接触这些新导演,和他们聊天时听到一些从国外学回来的名词,比如这样的拍法叫做Master shot……等等,我光要去弄清楚这写名词就得花不少时间--那是需要深入研究整个电影的东西。对我而言,过去拍电影是很简单的事--因为我在写剧本时就已经想好怎么拍摄,例如哪部分要先拍、哪一段该怎么处理。

风格的确立??成长四部曲

  我会拍《风柜来的人》,是因为我去澎湖风柜探王菊金的班,左宏元当时找王菊金拍鬼片,在澎湖搭景,而我和左宏元过去合作过《我踏浪而来》、《在那河畔青草青》、《蹦蹦一串心》等不少作品,再加上许淑真也在王菊金那儿当副导演,所以我就去探班。在公交车经过风柜时.我感觉非常的特别,于是在风柜下车,在杂货店中看到小型的撞球台(台球),一些人在那儿打着撞球(台球),就是在那时候有了拍《风柜来的人》的构想,再加上自己过去的成长经验,当然和那些新导演在一起谈到了许多电影的形式及内容的问题,也促成了这部影片风格的构成。

  因为《小毕的故事》是改编自朱天文约三百字左右的短篇小说,与她开始合作,于是有机会便和她聊起来,由于当时她对电影还是新手,所以也只是随便地聊,并没有聊到电影题材的问题。后来找了她写故事,于是她介绍了沈从文的自传给我。其实我对大陆小说并不熟,但看完沈从文的自传后,栽感觉沈从文虽然写的是自传,但他的观点是俯视而客观的,于是我在《风柜来的人》中就想用这样一个客观角度去拍摄。但是在电影中如何达到所谓的“客观角度”呢?我对如何在文字与影像间转换并不是很清楚,我记得只是常要求摄影师陈坤厚镜头要摆远一点,然而有时候在朦胧模糊之际反而创作能量是最强的。

  当然这其间也有来自很多从国外留学同来的导演的刺激,基本上题材还是自己的成长经验,所以《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恋恋风尘》这四部片子就是从我成长经验和记忆中取材的。像《俏如彩蝶飞飞飞》是看到报纸有关一屋两租的报导,便将这个故事延伸,将阿B一组和沈雁一组放在一起,两家同住一个屋檐下,从一开始的吵闹到最后产生爱情;《在那河畔青草青》、《我踏浪而来》也是如此,都是从社会新闻中取材而来。到了《风柜来的人》之后的四部片子就是自己的成长经验更多了。

  像《冬冬的假期》有一场戏,是冬冬到乡下,跟着村里的小孩玩,爬到树上,有个疯子过来,所有的小孩都跑光了,他一个人待在树上看,整个乡间景色一望而去,稻田因风的吹拂而摇晃着--这是我小时候在凤山去县长公馆院子偷采芒果的经验:那是间日式房子,因为我父亲担任合怍社主任时住在县政府宿舍,我们就是从这儿上去偷采芒果,当时是农业社会,中午时分大家都在休息,院子偶尔会有人出来一下,旁边是曹公路,有时会有脚踏车经过。当你爬到树上去偷摘芒果时,注意力会变得很强,我又很怪,不是偷采完就赶快溜,而是先在树上吃,等吃得差不多了才开始采;在树上吃的时候,时间的速度感觉会变得很慢,注意力不自觉地变得非常强--可以很深地感受到人的话动:脚踏车嘎嘎的声音、人开门出来院子又进去的声音、风在摇、蝉鸣声……于是在《冬冬的假期》中就将这样的经验直接用上。到后来才慢慢知道,电影其实就是某种情感时间与空间的凝结,所谓“凝结”是扩张、放大的意思。所以我是后来才知道这种时间的道理,以前不知其所以然,直接就拍,这是我创作的一个阶段。

  在拍《童年往事》之时,我已经蛮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童年往事》是用我的家庭当背景,但实际上拍的是“反攻大陆的不可能”,但这件事对我祖母而言是真实而且可能的,她认为只要走就可回去,而忘了她是坐船来的。这是件荒谬的事。这部电影在当时来说有点碰触到政治禁忌,但因是中央电影公司投资的所以就安全过关了。当时和“中影”的林登飞总经理签了三部戏,我只拍《童年往事》和《恋恋风尘》就没拍了。

  关于《童年往事》最后一场唐如蕴在榻榻米上去世、血水渗出的场景,是我真实的经验。当时我十八九岁,家中的三餐从母亲生病后就由我来负责,那时我已在家煮了近一年的菜;在祖母去世前,我每天都会去买五块钱的猪肝,剁碎煮给她吃。有一次小弟为了祖母呛到而不耐烦,我却冷静地用手帮她从嘴里把东西掏出。祖母从开始的大小便失禁到躺在榻榻米上到叫也叫不起来,我们通知医生来看,医生说她太老,身体机能已无法运作,只能等死。之后我们对祖母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太注意,直到有一天发现她身体的组织已经开始腐烂,导致与榻榻米(迭席)黏在一起,出现血水。收尸人在翻动祖母的尸体时,看了我们一眼.那时我大哥在高雄小港工作,家里只有我和两个弟弟,我们站在那边,从那一眼中看出他们的想法--认为我们是不孝子孙。但我们几位兄弟还年少,根本没有能力处理这样的事情。这种在成长期中,家庭的状态及外在的环境,我已可以清楚感受到时间缓慢地流过,这变成自己对世界的一种角度和看法。当时虽然能很冷静的知道别人眼光的含意和实际状况的差距,但直到我在拍这一幕时,才更清楚知道其所象征的意义。

当代都会的凝视??《尼罗河女儿》

  《尼罗河女儿》则是从过往成长经验回到对现代都会的阐述,以当时流行的日本漫画《尼罗河女儿》当背景。因为拍《恋恋风尘》时用李天禄当演员,原本设定了他演祖父的背景,实际拍摄时发现根本不需要为他做太多工作,他只要在那儿说话,一切的戏与味道就都出来了,当演员到某种种状态时,基本上可以从他那儿辐射出去整个背景,那种历练是不需要说明的,而是所有凡的记忆与经验完全可以认同的,无须特别去描绘。我就直接让李天禄跟着戏走。

  后来他们找杨林来演《尼罗河女儿》,其实当时杨林已出道五年(17岁出道),但她还是很朴素、单纯、很有热力的,然而,她的身高及年龄种种和我当初所设计的角色不大对门。因为《尼罗河女儿》是和综一唱片公司合作,唱片公司坚持要用杨林,当时的电影歌曲是很重要的,电影中需要很多流行歌曲,所以常会用歌星来演电影。但我在构思故事的时候并没有很认真去思考杨林的备种问题,到了拍摄时问题就出现了。主因是杨林那时已22岁,再加上身高比较高,摆在电影中跟她哥哥高捷的关系就显得不太对;如果她只有15岁,对高捷的事情并不是很清楚,只是一个直觉,高捷看她是个小女孩;而她喜欢高捷的朋友杨帆,杨帆也把她当作小妹妹,如此整部电影的空问会很大、人物关系很饱和。然而杨林身材高大又成熟,空间就变得很小,加上那么大了还在看漫画,虽然以《尼罗河女儿》这部长期连载的漫画是说得通,很多人从国中就开始看,看到大学都还没看完,漫画《尼罗河女儿》的故事是描写一个考古系的女学生,在一次考古的过程中掉入尼罗河,回到过去,当时的尼罗河二王很年轻约20岁左右,她爱上了尼罗河王,她知道尼罗河王很年轻就死了,而她无力改变历史,因此会有一种悲伤。我是以这种心情赋予在杨林所饰演的角色上。

  所以如果杨林15岁.她时常有种直觉,感觉她哥哥迟早要出事,因为她哥哥小的时候便会在外偷钱,她不清楚哥哥钱的来源。这种感觉是种直觉,是无法说得清楚的、或能够阻止,也就是说假如她是15岁,那这整个空间会非常不错的,这个角色也会更有意思--在她跟扬帆及她跟哥哥的关系,所要表达的空间将会更足,那种有点早熟又无法掌握很多事,而她又很浪漫地爱上杨帆,杨帆只当她是个小女孩,但很可惜受限于杨林本身的条件,而我在拍时也只能尽量去调整,因为结构就是如此。因为如果将角色年龄设定在22岁,她跟杨帆就真的可以有恋爱关系;但如果她是15岁的小女孩,这种关系就不可能发生,只能成为单方面的关系,单方地喜欢杨帆,杨帆却只把她当小妹妹,所以什么地方都可以带她去,做任何事都可以,这时小女孩角色的展现空间会更大更好。

台湾历史三部曲??《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好男好女》

  我以前看过很多小说,小说、文学作品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从武侠小说看到几乎没小说可看,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每天就在租书店等新书,初中时也是如此。也因为无聊,所以开始看起言情小说,像郭良蕙、华严、金幸枝等作家,到了高中时,我几乎把所有的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都看完,又开始看翻译小说如:《泰山》、《鲁宾逊漂流记》、《金银岛》……这些书都是在学校的图书馆借的。到大学,看得就更广了,包括一些存在主义、哲学方面的书都看,也开始看台湾的小说,当时的书评书目出版社从民国五十二,五十三年就有编短篇小说集,我有个习惯,如看到某位作者写得还不错,就会一直找他的书出来看,然后看到陈映真的《将军族》、《铃硝花》、《山路》……这些以白色恐怖为背景的小说,当时看了有一种很奇怪的反社会、反法西斯、反极权的不平心态。

  本来《悲情城市》是要拍杨丽花的故事,或用杨丽花、周润发来演,后来没成。故事的设计上是以光复后在基隆走私的家族为背景,将前一代面临“二.二八”、白色恐怖的转换,在故嘉中都有设计。解严后,邱复生找我拍片,所以我想以“二.二八”为时间背景。当时的数据很少,包括“二.二八”的真相,也只找到一本数据,其他则是访问老一辈的耆宿去了解一些真相。其实更早之前曾和朱天文、吴念真约陈映真在明星咖啡厅(我有几个剧本都是在明星咖啡厅写的).谈论要拍他的《铃踏花》或是《山路》的可能性,但他劝我们不要拍,怕我们会得不偿失拍出问题来,于是作罢。对《悲情城市》最早的感觉是听那首由洪荣宏翻唱、粱弘志重编《悲情的城市》的歌。这首歌我在初中、高中时就常唱,歌给我的感觉很强烈,于是就拍了时局转换,日本人战败要离开,国民政府要进来,在权力交替的过程中的个家庭,并非主要拍“二.二八”事件因为我知道“二.二八”事件的成因非常复杂,在电影上很难去呈现这些复杂的困素,所以我主要拍的是一个家庭,只是背景设定“二.二八”那个时代。

  从那时开始.我就将以前我对台湾近代史了解的部分,及看小说得来的印象所累积出来的热情,开始做三部曲,正好蓝博洲的《幌马车之歌》已出来,拍完《悲情城市》,接下来拍《戏梦人生》,《戏梦人生》是在拍李天禄时,接触到他整个故事.当时正好是日冶时代;再来就是《好男好女》描写白色恐怖。《好男好女》开始走形式,有三个时空。我感觉到时代的意志影响到人,当时的台北现代人是个人的情感最重要而不是时代的氛围,就像《好男好女》那时候,蒋渭水的女儿蒋碧玉跟钟浩东、萧道运夫妇及李岚风他们向往革命,这些在日治时代可能成为精英分子的人,他们所向往的是回归祖国去参加抗战。这跟现代的年轻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虽然是革命去参加抗战,基本上还是和情感连结在一起.但现代是纯粹个人的,每个时代不一样,人本身却是好男好女,所以我才用这样一个题目,总共有三段:一段是她自己的过去;一段是她准备拍这个白色恐怖,因光明报案准备回到大陆的这一段,三个时光交错。

  很多人都会问我,我最满意的作品是不是《悲情城市》?老实说我每次拍完总会感觉每部影片好像能量不足似的,也可以说我永不满足,从来没有因为拍完某一部影片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悲情城市》拍完、看完、剪接完、再试片,看完试片出来后,我还认为是部大烂片。原因是它的条件不容易拍,我说的是现实实际的条件,包括场景都很困难,所以拍得很累,那是我拍得最累的片子。等于是从自己成长经验的题材跳到历史经验的题材--这并不容易,亦没有感到所谓的颠蜂,反而认为那只是一个阶段:从自己的经验,进而了解到自身、了解到周遭别人的不一样,才有能力去做这一部分。

社会救赎的省思--《南国再见,南国》

  拍完《好男好女》之后,我就不想再拍近代历史的题材,于是就以现代为题材。因为拍了太多过去的故事、成长的经验、历史事件,创作时会从过去的文字、照片中沉淀,那种调子及浪漫和现代的节奏是很不一样,但拍了太多会变成惯性,这种惯性是说对演员角色的构想和调度的节奏上会有点问题,所以我拍了《南国再见,南国》,完全现代的片子。

  这部作品是根据《好男好女》拍完后几个演员--林强、伊能静、高捷去坎城参加影展时在一起的状态,高捷永远是在管他们两个,他们两个总是扮尽鬼脸响应。当时只有一个大概的故事和想法,并没有完整的剧本。我想用实景来调节我的节奏和惯性。我以为这部片子会像《风柜来的人》21天左右拍完,没想到前后拍了约九个月,先拍了两个多月,暂停,中间又拍了一个多月,再停工,最后又补了将近十几二十天,是我拍片以来底片用得最多的影片,约22万尺。还好这部片子是日本松竹投资,再加上辅导金1000万元,全部花光。片子出来之后我一直觉得拍不到现代的感觉.但其实已经是拍到。后来休息了两个月才开始剪接。

形式的极限--《海上花》

  从《好男好女》的形式到《南国再见,南国》的形式,到《海上花》完全用一个内景的形式来拍,一个镜头一场戏的形式在拍。之所以会拍《海上花》是因为日本郑成功出生的地方九州岛平户的市政府想拍郑成功,当时我在日本很受欢迎,所以想找我去拍,但平户市政府的经费有限,于是我建议他们可筹备“剧本开发”以比较少的经费来做。我就找钟阿城一起,研究郑成功,在研究的过程中,我还蛮喜欢郑芝龙,剧本还没弄完,市长就去世,整个事情就不了了之。

  郑成功7岁时,郑芝龙将他接回中国,当时郑芝龙已在明朝任官;郑成功20岁时在南京念大学,南京有秦淮河畔青楼区,当时的文人雅士都喜欢去这个地方,我就想了解一下,资料不容易找,多是断简残篇。张爱玲的小说我几乎都看过,就只有《海上花》还没看,于是把《海上花》看完,感觉《海上花》实在太有意思。所以我决定先拍《海上花》,但《海上花》的美术很难,正巧黄文英在美国念戏剧的美术设计.也在百老汇工作过,拥有license,在华人中很少有舞台设计及服装设计的license。在《好男好女》中合作下来,发现她很有规格,做得很好,因此我想她可以来试试。我们到上海找景找不到,又回到台湾和厂商(一位地主)合作自己搭景,拍出另一种风格--完全的内景。

断裂的结构--《千禧曼波》

  会拍《千禧曼波》的原因是这样的:五年前公司有三个年轻人,其中一位曹先生帮黄文英用计算机画场景图、做模型来。他们三个正好在做网络公司(COM),他们一直邀我一起做,我起初不愿意,黄文英建议可以试试看,可是我投入后发现他们虽然是网络公司,但每天都在做美术,而忘了本业,甚至收费标准也不确定,幻灭的时候,钱也烧得差不多了。最后投资者希望由我来接手,接手时几乎是奄奄一息,一直拖到现在,目前我把它当作一个窗口。

  在搞网络公司的时候,我就常常在思考,网络上模拟转数字的原理其实是可以拆解的,而我也可以用这个拆解的概念拍一种电影,来记忆这城市。比如拍一个人的某种状态,也可拍他周遭相关朋友的状态,就像细胞一样一个个地扩张,之后你可以重新组合。想法很好,但是拍《千禧曼波》时,当时我是想五六段故事,不过因为第一次和舒淇合作,因合约的关系,限制在两个月内拍完,时间太赶,加上五段故事只拍了三段,以致整部影片结构有点不太完整,比较接近实验性的电影。

向小津致敬??《咖啡时光》

  2003年年底是小津安二郎一百周年冥诞,日本的资方邀我拍一部日本片向小津致意,条件是必须在日本拍。我本来没计划要去,因为跨越文化并没有那么容易,很多细节是我们不清楚的,如同去大陆拍片一样??即使同文同种,对大陆人生活的种种细节拿捏也不会很准确,毕竟相隔了这么久,更何况是日本!我日文只会简单的招呼语,换成电影该如何拍呢?不过,我想挑战一下,因为我认为调度演员是我擅长的工作,知道如何带领演员进入角色里,让他们自己去发挥,于是就用如此的方式,拍了《咖啡时光》。当时我还很担心拍出来不像日本片,有太多经验在前头,你看外国人来拍中国片,哪会像呢?结果片子出来后发现还可以,那也是一种形式。

信手拈来之作??《最好的时光》

  其实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申请辅导金,原因是我自己可以在国外找资金,辅导金的机会就让给年轻人。但这次我是带领黄文英、彭文淳一起申请,通过后,因为大家都忙,拖着拖着,转眼到了:2004年12月,2005年4月就得交片,时间上根本来不及。原本大家打算放弃,不过一旦放弃就得赔补助金额的百分之十(90万元),我不愿浪费,就由我自己来拍。一共是三段故事,除了拍自己原来拍的那一段外,黄文英原要拍的那一段是1911年的时间,有点像王香禅那时代的背景,我将那段稍做修改,第三段彭文淳的部分,原本设定的背景是80年代,我将它改为现代。就这样便将《最好的时光》拍完,这也是部以形式为主的电影。

  拍了这么多想从形式上着手求改变的电影,感觉已拍得差不多,我想以后所拍的片子将会有很大的不一样,不再从形式着眼,而是从内容一步步来。

任侠仗义??帮会情结

  对我而言,“任侠”是根深蒂固的的概念,并时常在我的作品中显影,可能跟过去武侠小说、传统戏曲阅听经验的影响有关系,再加上我是性格属于比较热的人,对金钱没什么概念,不把金钱放在眼里--这点常被老婆唠叨。通常在外界被称赞的人。在家里常被形容成不顾家的人。记得我在高中时看《三国》,曹操曾说:“宁可我负天下人,天下人不可负我”,这是枭雄才有那种气魄说得出口。我和他则相反,我的名言是:“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这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是武侠小说的影响;第二是每天和人械斗,到处帮忙,仔细一想其实都不是自己的事,而是别人的事,但或许这种个性就是这样养成的吧!

  所以在我电影里面的“兄弟味”,没有人拍得出来,包括徐小明刚开始拍《少年也,安啦!》,拍了五六天后,他看了毛片就说:“算了,不拍了!”由于这部影片是张华坤城市电影公司的开业片,我觉得第一部片子就这么停拍不好,于是我去帮他们整个重新调整:演员之前并不是这些人,我去找了颜正国、谭至刚等人.张罗着让他们拍。我在现场从场景怎么弄,戏如何进行,一路拍下来,发现他们对兄弟并不太了解,而我是从小就有和他们接触的经验,所以我知道,也因此唐诺才会说我的片子里面有黑道情结。但其实我感觉自己并没有做得非常彻底,不过也幸好如此,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去欺负人;那种情结只是一种血性,你并没有办法达到那程度。

  我当兵退伍回来时,住在县政府宿舍,旁边是警察宿舍,几个高阶警官的儿了向我弟弟说,警察要捉我去管训,因为当时我常打架留有记录,一昕之下,在一个礼拜内我就翘头到台北。当然我知道以自己的个性是不可能当兄弟的:第一是我做不到霸道、无缘无故打人、恐吓之类的;第二是父亲的影响,他虽然去世得早,但他在我脑海中的印象是很强的。我母亲在去世前曾参加标会,母亲是最后一会,她去世后,会头没有把钱给我们,只写了借条来,所以我带城建庙的两个人去要钱。一进去那会头的房子,发现他们的生活比我们还难过,我没说什幺就离开了。回家后,我就跟哥哥说那笔钱不要再要回来了.他们比我们还穷。于是我哥写了封信给会头,告诉他们等以后有钱再还即可,会头还回了一封感谢信。

  还有一次,我去黄埔新村找我的高中同学,他父亲是位上校,母亲则是黄埔小学的校长。和他们聊天时,聊到我的父亲,那时父亲去世已有五六年。他母亲认识我父亲,她告诉我,父亲是个正人君子,是个很有节气、两袖清风的人,从同学母亲而且还是校长的口中听到她对父亲的尊敬,加上自己从小对父亲的印象,当时的感觉或许很怪,但也因为如此,我根本不可能变坏。很多东西其实是养成的,我可能会走在危险的一条路上,却还是会有所自觉和警惕。但是强出头,好打不平的习惯仍然存在。

  新电影时期,我从不吝啬将我自己的想法提出,我认为想法总得从脑子里掏空,才随时会再进来,不掏空,怎么装得下呢?因此,习惯冲动地想做啥就做啥,不自觉地往这条路走,不管杨德昌的《青梅竹马》也好,或者其他的作品,我能帮忙就帮忙。

  我在拍《悲情城市》之前还有负债,因为《悲情城市》大卖,还掉负债后,只拿一些钱回家,大部分都分给詹宏志、吴念真、朱天文;詹宏志50万,吴念真、朱天文各40万,他们拿到钱时都傻眼了,都什么时代了还有人捧着现金到处发!又拿了一大笔钱给杜笃之,建议他成立同步录音技及可以整理声音方面的公司。当时买了35厘米的转换器材及录音器材,差不多花了三四百万吧!我告诉他不用将这钱还我,假使赚钱,就去扩充设备及训练人才。后来他也愈做愈大,现在有那么多部片子同步收音,其实是从他开始做起来的。

  那时我想办电影学校,我知道很多电影人都是“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每个人都想当导演,技术方面的人才越来越少。于是在剪接方面,我买了Steenback,在廖庆松离开“中影”后,他用这器材来剪接,但是现在的剪接器材变化太快了,自己搞部计算机就司以剪接,但原则上还是不错的,廖庆松也帮了很多年轻人剪接。

  对于电影学校的构想,原本要有剪接、录音、摄影、制片等专业分厅来招生,采三年学制,除了有固定的学科要上之外,也得实际去跟拍,像职业剧场一样。虽然有个固定场所念学科,相对地,也要从一年级开始去跟拍,从小助理做起。

  但是很可惜,我从《悲情城市》赚钱之后就没再赚钱,开始一路往下滑,究其原因,是跑得太快,这种时间性、形式太强的影片,一般人没办法读解。像《风柜来的人》刚出来时.很多评论看不懂,一般观众更无法看懂,但你现在来看,就觉得很简单。

对华人电影的期许

  就电影而言,我认为整个华人电影一定要起来,而华人电影版图最大块是属大陆这一块,香港、台湾是小的,东南亚更小。于是最大块的大陆就一定得起来才行,台湾虽小,但要思考台湾在华人电影中可以扮演何种角色?让大陆电影起飞,而不是盲目地去大陆拍片即可。有些观念我们比大陆还要新,有些角度和看法也比他们强,所以可以提供新的角度与创意。假使做一些靠近主流市场、华人做得到、跟类型片相近的片子,这或许能把华人电影慢慢巩固起来。类型电影香港做得最好,但毕竟是英国殖民地,他们走的方向跟大陆实际上的操作差太远,所以很多题材在大陆无法进行。因此要用什么样的角度和类型拓展他们的视野是比较大的问题。

  台湾的新电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它是构筑在成长经验和Local上的,但台湾的新电影不是主流,它是属于艺术电影。艺术电影的意思是它成本小、实验性强,仅可当作是一个研发单位,主要还是要电影的主流市场要好,才能支撑艺术电影,所以大家要有共同把华人电影做起来的决心,台湾扮演的角色要弄得很清楚,才能够存在,而不是区分这边那边,共好双赢是一个趋势。


(访问/整理:台北电影资料馆 林盈志)

琼美卡随想录(全书)

第一辑
如意……………………………………………………………………………………3
剑柄……………………………………………………………………………………5
我友……………………………………………………………………………………7
王者……………………………………………………………………………………9
圆满…………………………………………………………………………………11
心脏…………………………………………………………………………………13
将醒…………………………………………………………………………………15
呼唤…………………………………………………………………………………17
休息…………………………………………………………………………………19
除此…………………………………………………………………………………21
无关…………………………………………………………………………………23
烂去…………………………………………………………………………………25
问谁…………………………………………………………………………………27
败笔…………………………………………………………………………………29
迟迟…………………………………………………………………………………31
走了…………………………………………………………………………………33
出魔…………………………………………………………………………………35
笔挺…………………………………………………………………………………37
缀之…………………………………………………………………………………39
尖鞋…………………………………………………………………………………41

第二辑
?语…………………………………………………………………………………45
俳句…………………………………………………………………………………61
风言…………………………………………………………………………………95

第三辑
上当…………………………………………………………………………………123
但愿…………………………………………………………………………………127
福气…………………………………………………………………………………131
真的…………………………………………………………………………………135
再说…………………………………………………………………………………137
很好…………………………………………………………………………………139
智蛙…………………………………………………………………………………141
疯树…………………………………………………………………………………143
不绝…………………………………………………………………………………147
棉被…………………………………………………………………………………151
步姿…………………………………………………………………………………155
新呀…………………………………………………………………………………161
荒年…………………………………………………………………………………165
同在…………………………………………………………………………………169
笑爬…………………………………………………………………………………175
邪念…………………………………………………………………………………179
放松…………………………………………………………………………………181
某些…………………………………………………………………………………183
认笨…………………………………………………………………………………185
引喻…………………………………………………………………………………187
怪想…………………………………………………………………………………191
多累…………………………………………………………………………………195
呆等…………………………………………………………………………………199
卒岁…………………………………………………………………………………201

后记

第一辑

如意

生活如意而丰富??这样一句,表达不了我之所思所愿;我思愿的乃是:
集中于一个目的,作种种快乐的变化。
或说:
许多种变化着的快乐都集中在一个目的上了。
迎面一阵大风,灰沙吹进了凯撒的眼皮和乞丐的眼皮。如果乞丐的眼皮里的灰沙先溶化,或先由泪水带出,他便清爽地看那凯撒苦恼地揉眼皮,拭泪水。
之前,之后,且不算,单算此一刻,乞丐比凯撒如意。
世上多的是比凯撒不足比乞丐有余的人,在眼皮里没有灰沙的时日中,零零碎碎的如意总是有的,然而难以构成快乐。
因而我选了一个淡淡的“目的”,使许多种微茫的快乐集中,不停地变化着。


剑柄

一味冲谦自牧,容易变成晦黯枯涸。终身狂放不羁,又往往流于轻薄可笑。
冲谦而狂放的人不多。
谦狂交作地过一生是够堂皇的。
“忘我”之说,说而不通。应是:论事毋涉私心意气谓之谦,命世不计个人得失谓之狂。这样的谦狂交作是可爱的,可行的。
不谦而狂的人,狂不到那里去,不狂而谦的人,真不知其在谦什么。
拜伦以天才自命,以不多读书自诩。后来在他的故居,发现许多书上密密麻麻地注满他的感想、心得??拜伦的字迹是很容易辨认的。
再者,我们比剑术,比枪法??执笔行文间之所以引一“我”字,如剑之柄,似枪之扣,得力便可。
不可以剑柄枪扣炫人,何可以剑柄枪扣授人。


我友

中国古代人,能见于史册的,我注目于庄周、屈原、嵇康、陶潜、司马迁、李商隐、曹雪芹……他们的品性、才调,使我神往。我钦羡的另一大类:季札、乐毅、孙武、范蠡、谢安、张良、田兴……他们的知人之明,极妙;自知之明,妙极。孙膑没有及早看透庞涓,是笨了三分(笨不起哪)。田兴则聪明绝顶,朱元璋哄不了他,请不动他,只好激之以“再不来的,不是脚色”(流氓口气活现)。脚色田兴来了;话旧旬余,朱赠金银,田慨受不辞。出得宫来,悉数散与平民百姓,孑身飘然而去。
美哉田兴!
季札的挂剑而去,也是最高的潇洒??美哉季札!
潇洒是这样的潇洒,现代时装公司广告上的潇洒是指衣服裁剪得好。
试看古潇洒,值得频回首。


王者

登金字塔,埃及属于我。彳亍拜旦隆的八柱间,雅典臣伏在我足下。小坐巴黎街头咖啡店的椅子上,法兰西为我而繁华。那胡夫法老,那伯律柯斯,那路易十四,都不知后来的王者不烦一兵一卒,长驱直入,谈笑于深宫、要塞、兵家必争之地,享尽风光,扬长而去??旅行家万岁!
凯撒说:
“我来,我见,我胜。”
什么叫“胜”,还不是被谋杀了。即使避过谋杀,威福绵绵,长寿,啊长寿?长寿的意思是年命有限。
如果说:“我来了,我见了,我够了。”这倒还像话。
凡是像话的话,都不必说??那就不说。
夕阳照着威尼斯的太息桥,威尼斯的船夫多半是大学生。


圆满

生命的两大神秘:欲望和厌倦。
每当欲望来时,人自会有一股贪、馋、倔、拗的怪异大力。既达既成既毕,接着来的是熟、烂、腻、烦,要抛开,非割绝不可,宁愿什么都没有。
智者求超脱,古早的智者就已明悉不幸的根源,在于那厌倦的前身即是欲望。若要超脱,除非死,或者除非是像死一般活着。
以“死”去解答“生”??那是什么?是文不对题,题不对文。
近代的智者劝解道:“欲望的超脱,最佳的方法无过于满足欲望。”
这又不知说到那里去了,岂非是只能徇从,只能屈服。
“问余何适,廓而忘言,
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此一偈,好果然是好极了,然而做不到三天的圆满,更何况永恒的圆满。


心脏

十字军行过了。宗教裁判退庭了。斗兽场空着。奴隶市集取缔久矣。拿破伦最后变成女人。希特勒剩下一片假日记的风波。斗牛呢,还可以到西班牙去看货真价实的斗牛,那过程之长,之惨烈,不是目睹,无法想像。梅里美先生的报告文学太风雅,也许当年确乎如此;等到我去西班牙尝试风雅时,惹了一身恶俗,我居然会频拭手心的冷汗看到人牛两亡,热风吹散血腥味??我恨西班牙,不管你孕育了多少个戈雅、毕加索,你为何还要斗牛。
又想起“玛雅文化”的神秘没落。
那血淋淋的祭奉,什么意思呢,天神要这鲜红的跳动的心脏做什么??人类对太奇怪的事,会不觉得奇怪。
对那些并不奇怪的事倒咄咄称奇,大惊小怪。


将醒

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人,是“人之初”。
际此一瞬间,不是性本善也非性本恶,是空白、荏弱、软性的脱节。
英雄的失策,美人的失贞,往往在此一瞬片刻。是意识和潜意识界线模糊的一瞬,身不由己的片刻。
人的宽厚、浇薄、慷慨、吝啬,都是后天的刻意造作。从睡梦中倏然醒来时,义士恶徒君子小人多情种负心郎全差不多,稍过一会见,区别就明明显显的了。
然而高妙的战略,奇美的灵感,也往往出此将醒未醒的刹那之间,又何以故?
那是梦的残象犹存,思维的习性尚未顺理成章;本能、直觉正可乘机起作用,人超出了自己寻常的水平??本能、直觉,是历千万年之经验而形成的微观智慧,冥潜于灵性的最深层次,偶尔升上来,必是大有作为。
宏伟、精彩的事物,都是由人的本能直觉来成就的。
若有神助,其实是人的自助??这无疑是可喜的。不过不要太高兴。


呼唤

英国得天独厚的是文学之光华,一个莎士比亚足可以使英国永远亡不了国。
英国文学家之多、之大、之了不起,使英国人不以少出画家少出音乐家为憾,他们安心认命,反正英国文学是举世无敌盖世无双的了。
诗人的哈代倒平常,小说家的哈代是伟大的。这不用我说,但我要说,赞美哈代是我的天职,是仁,是不让的。
哈代说:
“呼唤者与被呼唤者很少互相答应。”
此一语道出了多少悲伤,道破了多少人间惨史。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绝叫,冉?达克在火堆上的哀吁,都包括在哈代这句话中,虽然哈代并没有这层意思。
话说出后,与说话的人的初衷不相干了。耶稣和冉?达克是在哈代这句话中,而且是主位,其次才是那迂回行过的为爱情而生而死的凄迷男女。


休息

听三百多年前的人谈论种种尘世事题,感到三百多年的变化,横梗在我与培根之间??弗兰西斯?培根之言,已未必尽然。
惟独培根的分析“嫉妒”,透彻无遗,信达而雅,生于培根以后的人,关于“嫉妒”,就这样听他说说,自己想想,大家聊聊,够了??我佩服他,佩服得身心愉快,因为本来就是巴望那世上的一桩桩糊涂事,能够一桩桩弄清楚。
“在人类的一切情欲中,恐怕要算嫉妒最顽强最持久的了,所以说,嫉妒心是不知道休息的。”
如有人问及:“那么嫉妒又是什么呢?”……我起身从书架抽出培根的文集,给提问者??我坐下,休息。


除此

我原先是从来不知疲倦的,眼看别人也都是不知疲倦的。
一天,我忽然疲倦了,眼看别人也都是疲倦了,疲倦极了。
我躺着,躺着想,天堂是怎样的呢,在天堂里走一天,脱下来的袜子,纯粹是玫瑰花的香味。
天堂无趣,有趣的是人间,惟有平常的事物才有深意,除此,那是奥妙、神秘。奥妙神秘,是我们自己的无知,惟有奥妙神秘因我们的知识而转为平常时,又从而有望得到它们的深意。
土耳其的旗子上有一弯新月,这就对了。
耶稣的父亲实实在在是罗马人,这就对了。


无关

华格纳的音乐不是性感的常识剧情,是欲与欲的织锦,非人的意志是经,人的意志是纬,时间是梭,音乐家有奇妙的编纂法,渐渐就艳丽得苍凉了,不能不缥缈高举,波腾而去,被遗弃的倒是累累肉体,快乐而绝望的素材??自来信仰与悔恨成正比,悔恨是零乱的,整齐了,就是信仰。
因为有一位未曾晤面的朋友说:“华格纳的音乐无疑是性感的。”使我念及是否再为华格纳稍作言诠,以安华格纳在天之灵,以明我等聆受华格纳音乐者的在地之心。
另有一位朋友是英才早展的诗人,他最近写了:“……那载着往事歌剧之轮船/哦,冉冉升笛。”我又感到艳丽而苍凉了,十分赞美??那是与华格纳无关的。


烂去

人类的历史,逐渐明了意向:
多情??无情。
往过去看,一代比一代多情,往未来看,一代比一代无情。多情可以多到没际涯,无情则有限,无情而已。
可怕还在于无情而得意洋洋,蒙娜丽莎自从添配了威廉胡髭以後,就此颠之倒之,最近在纽约街头捧卖报刊,而地车站上,大卫新任推销员,放下投石器,抱起一只最新出品的电吉他。
当人们一发觉亵渎神圣可以取乐取宠,就乐此宠此不疲了,不会感激从前的人创造了这么多可以供他们亵渎的素材。
是故未来的人类会怎么样,并非?渺不可测,“无情”而已。
从多情转向无情就这样转了,从无情而转向多情是……以单个的人来看,没有从无情者变为多情者的,果子一烂,就此烂下去。


问谁

人文主义,它的深度,无不抵于悲观主义;悲观主义止步,继而起舞,便是悲剧精神。
毋庸讳言,悲观主义是知识的初极、知识的终极,谁不是凭借甘美的绝望,而过尽其自鉴自适的一生。
年轻的文士们,一个一个都很能谈,谈得亮亮的,陈列着不少东西??冰箱!这些人真如冰箱,拉开门,里面通明,关了,里面就黑暗。冷着。
我们最大的本领,不过是把弄糟了的事物,总算不惜工本地弄得差强人意了些??没有一件事是从开始就弄得好好儿的。
也有人认为一切都可以化作乖觉的机器,或者更原始朴素些,把人群分类,像秤钮、秤钩、秤杆、秤锤那样搭配起来,就行了。
这样搭配起来的“秤”,用来秤什么呢?秤“幸福”。
就算秤幸福吧,秤幸福的“秤”,即是幸福吗。
你问他,他问我,我问你啊。


败笔

新鲜的怀疑主义者把宿旧的怀疑主义者都怀疑进去了。
像爱默生那样是多么脆嫩的怀疑主义者啊。Transcendentalism其实是一种推诿。
“结结实实的怀疑主义者”这顶枯叶缀成的桂冠,是否奉给蒙田,尚未决定。
苏格拉底,不予置评。
宁可让这顶桂冠悬浮在空中,宛如一只小飞碟。
蒙田临终时,找神父来寝室,什么,还不是做弥撒。
苏格拉底到最后,说了一句千古流传的不良警句,托朋友还个愿心,欠神一只鸡。
此二史实(弥撒,还愿),都是西方“怀疑世家”列传中的伤心败笔。
随俗,无限大度,以徇顺来作成脱略,能算是潇洒吗。
真奇怪,什么事都有节操可言,达节、守节、失节,一个怀疑主义者的晚年的失节之悲哀,悲哀在他从前所作的“怀疑”都被人怀疑了。
败笔决不能再改为神来之笔。


迟迟

然而在许多读者之中的许多读者是手里拿着玫瑰花的。玫瑰花是新鲜的。
一眼看透威廉?莎士比亚,一语道破列夫?托尔斯泰,那就最好,那就好了。
我想,我想有一天,老得不能再老,只好派人去请神甫来,神甫很快就到,我说,我倚枕喘然说:“不不,不是做弥撒,您是很有学问的,请您读一段莎士比亚的诗剧,随便那一段,我都不能说已经看过了的。”
神甫读了罗蜜欧与朱丽叶的阳台对话,我高兴地谢了,表示若有所悟。
然后请他讲托尔斯泰的故事,神甫传述了尼古拉维奇最后出走的那一夜,很冷的冬夜,帽子也不小心跌掉了,我很惊讶:“真的吗,真是这样的吗。”
神甫说:
“真是这样的。”


走了

昨夜,我还犹如汤姆斯?哈代先生那样地走在荒原上,蔓草中的金雀花快乐而无畏,一起叶道:
“诗人来了!”
我回头眺望,没见有谁出现,远处有许多白雾。
平平安安过完十八、十九世纪已非容易,二十世纪末叶还活着步行到艾格敦荒原来,不高兴也得装得高兴。
真有乌斯黛莎吗,真有玳丝吗,那红土贩子怀恩也真可爱,而玖德,濒死的热病中披了毯子冒雨登山去赴约……把哈代害苦了……搁笔了……我止步而回身。
“诗人走了!”
蔓草中的金雀花又嚷成一片,这次才知道它们有意挑逗,写写诗就叫诗人,喝喝茶喝喝咖啡就叫茶人咖啡人么,蔓草中的金雀花啊。


出魔

传记、回忆录,到头来不过是小说,不能不,不得不是写法上别有用心的小说,因为文学是不胜任于表现真实的,因为真实是没法表现,因为真实是无有的。
最好的艺术是达到魔术的境界的那种艺术。
一群魔术家在阳台下徘徊不去,声声吆唤:
“出来啊,让我们见见面哪!”
之所以不上阳台是因为我正在更衣,更了七袭,都不称心……
我全身赤裸地站在阳台上,二十个汽球围住了我,三只白鸽交替在我头顶下蛋??与魔术家们周旋就是这样谐乐。
与魔术家们周旋就是这样短暂。
我没有传记、回忆录,没有能力把艺术臻于魔术的境界,魔术家们没有到我的阳台下来吆唤。
世界上曾有九种文化大系,阿拉伯的曾被号为“魔术文化”,已经是过去很久的事了。那“一千零一夜”在其本土被列为“淫书”而遭禁后,阿拉伯只剩下1234567890,怪纯洁可爱的。


笔挺

上帝造人是一个一个造的,手工技术水平极不稳定,正品少之又少,次品大堆大摊。
那时我还是行将成为次品的素材,没有入眶的眼珠已能悄悄偷看??他时而弯腰、时而直背,时而捶捶腰背,忙是真的忙个不停。
前面的一个终于完工。上帝造我先造头颅,在椭圆形上戳七个洞……眼珠捺入眼眶,眼睑就像窗帘那样拉下,什么都看不见。红红的。
来到人间已过了半个多世纪,才明白老上帝把我制作得这样薄这样软这样韧这样统体微孔,为的是要来世上承受名叫“痛苦”的诸般感觉。
我一直无有对策,终于??不痛苦了!
老上帝显然吃惊,伸过手来摸摸我的胸脯:
“就这样?不痛苦了?”
我站得笔挺:
“就这样,一点也不痛苦。”


缀之

窗外的天空蓝得使人觉得没有信仰真可怜,然而我所见到所知的无神论者都是不透彻的。
上帝是无神论者,上帝必是无神论者,上帝信仰谁,上帝是没有信仰的。没有皈依,没有主宰,这才是透彻的无神论者。
那些崇拜上帝的人,竟都不知是在崇拜无神论。
尼采为此而写了一本言不能过其实的书,今补缀之。
宗教始终是信仰,哲学始终是怀疑,曾经长期地把信仰和怀疑招揽在一起,以致千百年浑沌不开。从宗教家一动怀疑就形成叛逆这点事实看来,宗教是不可能作推理研究的。而从哲学家一荫信仰即显得痴?这个症状而言,哲学又何必要妄自菲薄,去乞求神灵的启示。
二者皆不足奇,前者尤不足奇,后者至多奇在曾有那么多聪明绝顶的人,竟去攀缘茫茫天梯,平素事事发问而独独不问自己何以委身于这个一成不变的福利观念。
无神论亦因人而异。无神论已敝旧了,人还可以新鲜。新鲜的人的无神论是新鲜的。


尖鞋

一个人,在极度危难的瞬间,肉体会突然失去知觉,例如将要被强行拔指甲,倏地整条臂膊麻木了。二次大战时纳粹的集中营里的犹太俘虏,就曾经发生过这种现象??是心理与生理至为难得的冥契吧??简直是一种幸福。
这奇迹,一次也没有发生在我的臂膊上、心灵上、头脑上。在积水的地牢里我把破衫撕成一片片,叠起来,扎成鞋底,再做鞋面,鞋面设洞眼,可以缬带。这时世界上(即城市的路上)流行什么款式呢,我终于做成比较尖型的。两年后,从囚车的铁板缝里热切地张望路上的行人,凡是时髦的男女的鞋头,都是尖尖的??也是一种幸福。我和世界潮流也有着至为难得的冥契。金字塔、十架、查理曼皇冠、我的鞋子,是一回事中的四个细节,都是自己要而要得来的。我便不多羡慕那条将要被强行拔指甲而突然整个儿麻木的臂膊了。
我已经长久不再羡慕那条犹太人的臂膊了。
? 语
  
  ◎木心
  
  别的,不是我最渴望得到的,我要尼采的那一分用过少些而尚完整的温柔。
  
  李商隐活在十九世纪,他一定精通法文,常在马拉美家谈到夜深人静,喝棕?酒。
  
  莎士比亚吗,他全无所谓,随随便便就得了第一名。幸亏艺术上是没有第一名的。
  
  吴文英的艺术年龄很长,悄悄地绿到现代,珍奇的文学青苔。
  
  拜仑死得其所死得其时,鸡皮鹤发的拜仑影响世界文学史的美观。
  
  过多的才华是一种危险的病,害死很多人。差点儿害死李白。
  
  竟是如此高尚其事,荷马一句也不写他自己。先前是不谈荷马而读荷马,後来是不读荷马而谈荷马。
  
  如果抽掉杜甫的作品,一部「全唐诗」会不会有塌下来的样子。
  
  但丁真好,又是艺术,又是象徵。除了好的艺术,是还要有人作好的象徵。有的人也象徵了,不好。
  
  哥德是丰饶的半高原,这半高原有一带沼泽,我不能视而不见,能见而不视。
  
  嵇康的才调、风骨、仪态,是典型吗?’我听到「典型」,便恶心。
  
  在我的印象中,有的人只写,不说话,例如大贤大德的居斯达夫.福楼拜。永恒的单身汉。
  
  我试图分析哈代的「黛丝」的文学魅力,结果是从头到底又读了一遍,听见自己在太息。
  
  在决定邀请的名单中,普洛斯佩.梅里美先生也必不可少,还可以请他评评各种食品。
  
  纪德是法兰西的明智和风雅,有人说他不自然,我一笑。何止不自然……
  
  津津乐道列夫.托尔斯泰矛盾复杂的人,他自己一定并不复杂矛盾。
  
  「老人与海」是杰作,其中的小孩是海明威的一大败笔。
  
  许多人骂狄更斯不懂艺术──难怪托尔斯泰锺情於狄更斯,我也来不及似地赞美狄更斯。
  
  还有,像陀司妥亦夫斯基的那种诚恳,只有陀司妥亦夫斯基才有。
  
  庄周悲伤得受不了,踉跄去见李聃,李聃哽咽道:亲爱的,我之悲伤更甚於尔。
  
  如果法兰西终年是白夜,就不会有普罗斯特。
  
  睿智的耶稣,俊美的耶稣,我爱他爱得老是忘了他是众人的基督。
  
  如果说风景很美,那必是有山有水,亚里斯多德是智慧的山智慧的水。
  
  蒙田,最後还是请神父到床前来,我无法劝阻,相去四百年之遥的憾事。
  
  论悲恸中之坚强,何止在汉朝,在中国,在全世界从古到今恐怕也该首推司马迁。
  
  如果必得两边都有邻居,一边先定了吧,那安安静静的孟德斯鸠先生。
  
  塞凡提斯的高名,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也出乎我的意料,低一点点才好。
  
  勃拉姆斯的脸,是沉思的脸,发脾气的脸。在音乐中沉思,脾气发得大极了。
  
  时常苦劝自己饮食,睡眠。雷奥纳多.达.文西。
  
  康德是个榜样,人,终生住在一个地方,单凭头脑,作出非同小可的大事来。
  
  真想不到俄罗斯人会这样的可爱,这了不起的狗崽子兔崽子普希金。
  
  别再提柴可夫斯基了,他的死……使我们感到大家都是对不起他的。
  
  阮嗣宗口不臧否人物,笔不臧否人物──这等於人睡在罐里,罐塞在瓮里,瓮锁在屋子里。下大雨。
  
  在西培柳斯的音乐中,听不出芬兰的税率、教育法、罚款条例、谁执政、有无死刑。艺术家的爱国主义都是别具心肠的。
  
  老巴哈,音乐建筑的大工程师,他自我完美,几乎把别人也完美进去了。
  
  「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晋代最光晔的大殒星,到宋朝又因一位济南女史而亮了亮,李清照不仅是人比黄花瘦。
  
  莫札特除了天才之外,实在没有什么。
  莫札特的智慧是「全息智慧」。
  
  贝多芬在第九交响乐中所作的规劝和祝愿,人类哪里就担当得起。
  
  他的琴声一起,空气清新,万象透明,他与残暴卑污正相反,萧邦至今还是异乎寻常者中之异乎寻常者。
  
  海明威的意思是:有的作家的一生,就是为後来的另一作家的某个句子作准备。我想:说对了的,甚至类同与约翰与耶稣的关系。
  
  本该是「想像力」最自由,「现实主义」起来之後,想像力死了似的。加西亚.马奎斯又使想像力复活──我们孤寂了何止百年。
  
  当爱因斯坦称赞起罗曼罗兰来时,我只好掩口避到走廊一角去吸烟。
  
  有朋友约我同事托玛斯.阿奎纳的「神学大全」的研究,我问了他的年龄,又问了他有否作了人寿保险。
  
  唯其善,故其有害无益的性质,很难指陈,例如一度不知怎地会号称法国文坛导师的罗曼罗兰。
  
  那天,斯当达与梅里美谈「女人」,斯当达占上风,说梅里美压根儿不会写女人。然而单一个「卡门」,够热,大热特热到现在,怎么样?米兰老兄阿里哥.贝尔先生。
  
  「源氏物语」的笔调,滋润柔媚得似乎可以不要故事也写得下去──没有故事,紫式部搁笔了。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好像真的在思想,用肉体用精神来思想,後来的,一代代下来的哲学家,似乎是在调解民事纠纷,或者,准备申请发明专利权。
  
  第一批设计乌托邦的人,是有心人……到近代,那是反乌托邦主义者才是有心人了。
  
  「崇拜」,是宗教的用词,人与人,不可能有「崇拜者」和「被崇拜者」的关系──居然会接受别人的崇拜,乃是个卑劣狂妄的家伙,去崇拜这种家伙?
  
  反人文主义者是用鼻子吃面包,还是要使面包到肚子里去。
  
  当「良心」「灵魂」这种称谓加之於某个文学家的头上时,可知那里已经糟得不堪不堪了。
  
  希腊神话是一大笔美丽得发昏的胡涂账,这样胡涂这样发昏才这样美丽。
  
  四个使徒四种说法,「新约」真够意思。耶稣对自己的言行纪录采取旁观者的态度。
  
  俄罗斯一阵又一阵的文学暴风雪,没有其他的词好用了,就用「暴风雪」来形容。
  
  真太无知於奴隶的生、奴隶的死、奴隶的梦了,「敦煌」的莫高窟,是许多奴隶共成的一个奇艳的梦结。
  
  「三百篇」中的男和女,我个个都爱,该我回去,他和她向我走来就不可爱了。
  
  我去德国考察空气中的音乐成分,结果德国没有空气,只有音乐。
  
  意大利的电影不对了,出了事了,人道主义发狂了,人道主义超凡入圣了。
  
  我一开始就不相信甘地有什么神圣,到一九八四年,伪装终於剥掉,我正在佩服自己的眼力还真不错哩。
  
  断代史不断,通史不通,史学家多半是二流文学家,三流思想家。
  
  凡是爱才若命的人,都围在那里大谈其拿破仑。
  希特勒才是一把铁梳子,除了背脊,其他全是牙齿。
  
  「自为」是怎样的呢,是这样──凯撒对大风大浪中的水手说:「镇静,有凯撒坐在你船上。」
  「自在」是怎样的呢,是这样────船翻了,凯撒和水手不见了。
  
  鹤立鸡群,不是好景观──岂非同时要看到许多鸡吗。
  
  
俳 句
  
  ◎木心
  
  水边新簇小芦苇 青蛙刚开始叫 那种早晨
  
  村鸡午啼 白粉墙下堆著枯楷 三树桃花盛开
  
  使你快乐的不是你原先想的那个人
  
  雨还在下 全是杨柳
  
  蜜蜂撞玻璃 读罗马史 春日午後图书馆
  
  落市的菜场 鱼鳞在地 蕃茄十分疲倦
  
  鸟语 晴了 先做什么
  
  带露水的火车和带露水的蔷薇虽然不一样
  
  春朝把芸苔煮了 晾在竹竿上 为夏天的粥
  
  路上一辆一辆的车 很有个性
  
  也不是战争年代 一封读了十遍的信 这信
  
  青青河畔草 足矣
  
  狱中的鼠 引得囚徒们羡慕不止
  
  在病床上觉得来探望的人都粗声大气
  
  流过来的溪水 因而流过去了
  
  江南是绿 石阶也绿 总像刚下过雨
  
  蝉声止息 远山伐木丁丁 蝉又鸣起来
  
  风夜 人已咳不动 咳嗽还要咳
  
  重见何年 十五年前一夜而苍黄的脸
  
  日晴日日晴 黄尘遮没了柳色
  
  狗尾草在风里颠抖 在风里狗尾草不停地颤抖
  
  开始是静 静得不是静了 披衣摸钥匙
  
  夏雨後路面发散的气息 也撩人绮思
  
  後来常常会对自己说 这样就是幸福了
  
  用过一夏的扇子汆在河水上
  
  还没分别 已在心里写信
  
  北方的铁路横过浓黑的小镇 就只酒店里有灯光
  
  月亮升高 纤秀的枯枝一齐影在冰河上
  
  我的童年 还可以听到千年相传的柝声
  
  那时也是春夜所以每年都如期想起来
  
  一个小孩走在大路上 还这么小 谁家的啊
  
  傍晚 走廊里的木屐声 没有了
  
  那许多雨 应该打在荷叶上似地落下来
  
  小小红蜻蜓的纤丽 使我安谧地一惊
  
  摸著门铰链涂了点油 夜寂寂 母亲睡在隔壁
  
  与我口唇相距三厘米的 还只是奢望
  
  随伴了两天 犹在想念你
  
  一个大都市 显得懒洋洋的时候 我理解它了
  
  车站话别 感谢我带著胡髭去送行
  
  剑桥日暮 小杯阿尔及尔黑咖啡 兴奋即是疲
  
  又从头拾回把柠檬汁挤在牡蛎上的日子
  
  草地游乐场上 有的是多余的尖叫
  
  (冥+色)?夏夜 回来时 吉卜赛还在树下举灯算命
  
  教堂的尖顶的消失 永远在那里消失
  
  飞镖刺汽球的金发少年 一副囊括所有青春的模样
  
  旋转旋转 各种惊险娱乐 满地?肠般的电缆
  
  听说巴黎郊外的老一辈人 尚能懂得食品的警句
  
  希腊的贴在身上的古典 那是会一直下去的古典
  
  他忘掉了他是比她还可爱得心酸的人
  
  那灯 照著吉卜赛荒凉的胸口 她代人回忆
  
  紫丁香开在楼下 我在楼上急於要写信似的
  
  再回头看那人并不真美丽我就接下去想自己的事了
  
  大西洋晨风 彷佛闻到远得不能再远的香气
  
  细雨扑面 如果在快乐中 快乐增一倍
  
  今天是美国大选的日子 我这里静极了
  
  那明信片上的是前几年的樱花 樱花又在开
  
  汉蓝天 唐绿地 彼之五石散即我的咖啡
  
  久无消息 来了明信片 一个安徒生坐在木椅上
  
  为何蒙然不知中国食品的精致是一种中国颓废
  
  这家伙 华格纳似地走了过来
  
  送我一盆含羞草 不过她是西班牙人
  
  在波士顿三天 便想念纽约 已经只有纽约最熟悉了
  
  又在流行烛光晚餐 多谢君子不忘其旧
  
  那个在希腊烤肉摊上低头吃圆薄饼的男人多半是我
  
  阒无一人的修道院寂静浓得我微醺
  
  读英格丽褒曼传 想起好多自己的苍翠往事
  
  正欲交谈 被打扰了 後来遇见的都不是了
  
  壁炉前供几条永远不烧的松柴的那种古典呵
  
  为何废墟总是这样的使我目不暇给
  
  风夜的街 几片报纸贴地争飞 真怕自己也是其中之一
  
  开车日久 车身稍一触及异物 全像碰著我的肌肤
  
  两条唱槽合并的残伤者的爱情誓言
  
  我於你一如白墙上的摇曳树影
  
  雪花著地即非花
  
  朝夕相对的是新闻纸包起来的地球
  
  我是病人 你是有病的医生 反之亦然
  
  表面上浮著无限深意的东西最魅人
  
  照著老妪 照著秋千 公园的日光
  
  谁都可以写出一本扣人心弦的回忆录来
  
  我与世界的勃? 不再是情人间的争吵
  
  慵困的日子 窗前茑萝此我有为得多
  
  只有木槿花是卷成含苞状 然後凋落
  
  椭圆形的镜中椭圆形的脸
  
  晾在绳索上的衣裳们 一齐从午後谈到傍晚
  
  信知贤德的是欲乐潮平後的真挚絮语
  
  永恒 也不可爱 无尽的呆愕
  
  世上所有的钟 突然同时响起来 也没有什么
  
  我们知道窗外景致极美 我们没有拉开帘幔
  
  新的建筑不说话 旧的建筑会说话
  
  衰老的伴侣坐在樱花下 以樱花为主
  
  温带的每个季节之初 都有其神圣气象
  
  蓝?球花之蓝 蓝得我对它呆吸了半支烟
  
  植物的骄傲 我是受得了的
  
  午夜的流泉 在石上分成三股
  
  远处漠漠噪声和谐滚动低鸣 都是青春
  
  黑森林 不是黑的森林
  
  家宅草坪上石雕耶稣天天在那里
  
  其实快乐总是小的 紧的 一闪一闪的
  
  幼者的稚趣之美是引取慈爱的骗局
  
  难忘的只剩是莱因河鲤鱼的美味
  
  黑夜中渡船离岸 烟头红星 是人
  
  乡村暮色中野烧枯?的烟香令人销魂
  
  幸亏梦境的你不是你 我也毕竟不是我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
  
  冰箱中的葡萄捧出来吊在窗口阳光中 做弥撒似的
  
  夏未央 秋虫的繁音已使夜色震颠不定
  
  冬日村姑的艳色布衫 四周仍然是荒漠
  
  桃花汛来青山夹峙中乘流而下竹筏上的美少年
  
  但是有些人的脸 丑得像一桩冤案
  
  山村夤夜 急急叩门声 虽然是邻家的
  
  乏味 是最後一种味
  
  满目浓浓淡淡的伧俗韵事
  
  路上行人 未必提包而无不随身带著一段故事
  
  忽然 像是闻到湿的肩膀的气味
  
  漫漫灾劫 那种族的人 都有一张断壁颓垣的脸
  
  记忆里的中国 惟山川草木葆蕴人文主义精髓
  
  已错得鞋子穿在袜子里了
  
  瞑目 覆身 悠远而弥漫的体温
  
  我尊敬杏仁胡椒芥末姜和薄荷
  
  谁都记得医院走廊上那片斜角的淡白阳光
  
  真像上个世纪的灯塔看守者那样热心於读报么
  
  冬天的板烟斗 温如小鸟胴体
  
  後来月光照在河滩的淤泥上 熔银似的
  
  乡镇夜静 窗钩因风咿呀 胸脯麦田般起伏
  
  久不见穿过木雕细棂投落在青砖地上的精美阳光
  
  习惯於灰色的星期日 那六天也非黑白分明
  
  孤独是神性 一半总是的
  
  蓬头瘦女孩 蹲在污水沟边 仔仔细细刷牙齿
  
  黄尘蔽天的北地之春 杨柳桃花是一番挣扎
  
  寂寞是自然
  
  好 撞在这个不言而喻都变成言而不喻的世纪上了
  
  一天比一天柔肠百转地冷酷起来
  
  那个不看路牌不看门号就走进去的地方
  
  我所歆享的 都是从朋友身上弹回来的欢乐
  
  总是那些与我无关的事迫使我竭力思考
  
  我有童年 火车飞机也有童年 都很丑的
  
  小路弯弯地直著消失了 羊群随之而不见
  
  柳树似的把我的偏见一条条绿起来挂下来
  
  爬虫游鱼 飞禽走兽 也常常发呆
  
  包装精瓷杯盘的空匣子扔在路角
  
  白帽的可怜 在於脏得不堪时还是叫它白帽
  
  苍翠茂林中的几枝高高的枯木 雨後分外劲黑
  
  摇呀摇的年轻人的步姿 总因为时间银行里存款多
  
  市郊小商店里廉价的罗珂珂铜床 豪华死了
  
  风景 风景吗 风景在人体上
  
  人们习惯於把一只自己的手放在自己的另一只手上
  
  秋午的街 无言的夫妻走著 孩子睡在推车里
  
  少年人的那种充满希望的清瘦
  
  靛蓝而泛白的石洗牛仔裤是悦目的 那么中年人的爱
  
  每天每天 在寻找一辆圣洁美丽的圾垃车
  
  两个多情的人 一间滨海的小屋 夜而不爱
  
  秋初疲倦 秋深兴奋起来 那些树叶
  
  厨房寂寂 一个女人若有所思地剥著豆子
  
  麻雀跳著走 很必然似的
  
  孩子静静玩 青年悄悄话 老人脉脉相对
  
  谁也不免有时像一辆开得飞快的撞瘪了的汽车
  
  他说 他有三次初恋
  
  光阴改变著一切 也改变人的性情 不幸我是例外
  
  余嗜淡 尝一小匙罗珂珂
  
  胖子和瘦子 难免要忘我地走在一起
  
  常在悲剧的边沿抽纸烟 小规模地迥肠荡气
  
  人之一生 必需说清楚的话实在不多
  
  我曾是一只做牛做马的闲云野鹤
  
  能与当年拜占庭媲美的是伽蓝记中的洛阳呀
  
  坐在墓园中 四面都是耶稣
  
  我好久没有以小步紧跑去迎接一个人的那种快乐了
  
  那时的我 手拿半只橙子 一脸地中海的阳光
  
  自身的毛发是人体最佳饰物 此外添上去的都是笑话
  
  可惜宗教无能於拯救人类和上帝 可惜
  
  善则相思即披衣 恶则鸡犬不相闻
  
  万木参天 阒无人影 此片刻我自视为森林之王
  
  全身铠甲在古堡中嗑坚果吃龙虾的骑士们啊
  
  现代比古代寂寞得多了
  
  又是那种天性庸琐而鬼使神差地多读了几本书的人吧
  
  余取雄辩家的抿唇一笑
  
  极幽极微的有些什么声音 那是通俗的静
  
  我常常看到 你也常常看到造物者的败笔吗
  
  曼哈顿大街人人打扮入时 谁也不看谁又都是看见了的
  
  没脚没翅的真理 争论一起 它就远走高飞
  
  甘美清凉的是情侣间刚刚解释清楚的那份误会
  
  常说的中国江南 应分有骨的江南 无骨的江南
  
  九十五岁的大钢琴家鲁宾斯坦一双手枯萎了
  
  万头钻动火树银花之处不必找我
  
  上帝真是狡狯而无恶意的吗 你这个爱因斯坦哪
  
  一长段无理的沉默之後 来的总是噩耗凶讯
  
  我宠爱那种书卷气中透出来的草莽气
  
  草莽气中透出来的书卷气也使我惊醉
  
  这些异邦人在想什么啊
  
  地下车好读书 各色人种的脸是平装精装书
  
  我的脸也时常像街角掉了长短针的钟面
  
  灵感之句 是指能激起别人的灵感的那种句子
  
  那个极像玫瑰花的家伙真的一点也不像了
  
  在寂静而微风之中写作 是个这样的人
  
  当你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我正打算迁徙
  
  今天上帝不在家 去西班牙看那玩艺去了
  
  比幸福 我不参加 比不幸 也不参加
  
  因为喜欢朴素所以喜欢华丽
  
  又在威尼斯过了一个不狂不欢的狂欢节
  
  如欲相见 我在各种悲喜交集处
  
  能做的事就只是长途跋涉的归真返璞
  
  (※本文录自木心《琼美卡随想录》一书。)
  风言
  
  ◎木心
  
  「温柔敦厚」,好!
  也别怕「尖」和「薄」,试看拈针绣花,针尖、缎薄,绣出好一派温柔敦厚。
  
  伟大的艺术常是裸体的,雕塑如此,文学何尝不如此。
  
  中国文学,有许多是「服装文学」,内里乾瘪的很,甚至槁骨一具全靠古装、时装、官服、军服,裹著撑著的。
  
  有血肉之躯,能天真相见的文学,如果还要比服装,也是可嘉的,那就得拿出款式来;乱穿一气,不是脚色。
  
  三十年代有一种「文明戏」,南腔北调,古衫洋履,二度梅加毛毛雨,卖油郎and茶花女,反正随心所欲,自由极了。
  不见「文明戏」久矣,在文学上好像还有这种东西。
  
  「监赏力」,和「创作力」一样,也会衰退的。
  
  滥情的范畴正在扩散,滥风景、滥乡心、滥典、滥史、滥儒、滥禅……
  
  人的五官,稍异位置,即有美丑之分,文章修辞亦当作如是观。
  时下屡见名篇,字字明眸,句句皓齿,以致眼中长牙,牙上有眼,连标点也泪滴似的。
  
  把文学装在文学里,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
  
  「文学」是个形式,内涵是无所谓「文学」的。
  有人喜悦钮子之美,穿了一身钮子。
  
  从「文学」到「文学」,行不多时,坐下来了──水已尽,没见云起……在看什么?看自己的指甲。
  
  贪小的人往往在暗笑别人贪大──尤其在文学上,因为彼等认定「小」,才是文学;「大」,就不是文学了。
  也有贪大贪得大而无当乃致大而无裆者,那是市井笑话非复文坛轶话了。
  
  「五四」以来,许多文学作品之所以不成熟,原因是作者的「人」没有成熟。
  
  当年「西风东渐」,吹得乍卸古衣冠的「中国文学」纷纷感冒。半个世纪过去,还时闻阵阵咳嗽,不明底细的人以为蛙鼓竞噪,春天来了。
  
  为了确保「现代的风雅」,智者言必称「性感」,行必循弗洛伊德的通幽曲径,就像今天早晨人类刚刚发现胯间有异,昨日傍晚新出版「精神分析学」似的。
  
  在走,在走火,走火入魔,走火出魔。
  更多的是人也没有走,入了魔了。
  
  评论家是怎样的呢,是这样──他拍拍海克里斯的肩:「你身体不错」,他又摸摸阿波罗的脸:「你长相不俗」。因为他认定自己膂力最大,模样儿最俊。
  
  文学是什么,文学家是什么,文学是对文学家这个人的一番终身教育。
  
  之所以时常不免涉及古事古人,可怜,再不说说,就快要没有「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座标感了。
  亦偶逢有道古人古事者,跫然心喜,走近听了几句,知是「古钱牌」功夫鞋的推销员。
  
  在三十世纪的人的眼里,二十世纪最脱离现实的艺术作品,也是二十世纪的一则写照。
  
  「知性」与「存在」之间的「明视距离」,古代不远,中世远了些,近纪愈来愈远。
  
  为地球摄像,得在太空行事。虽然这个比喻嫌粗鄙。
  
  时至今日,不以世界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区域的、实际的事物,是无法得其要领的──有人笑我「用大字眼!」我也笑,笑问:「你敢用?」
  
  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这是昨日之艺术。
  情理之中之中,意料之外之外。这是今日之艺术。
  明日之艺术呢,再加几个「之中」「之外」。
  再加呀。
  
  有鉴於圣佩夫医福楼拜、礼楼拜医莫泊桑,有鉴於书评家法兰克.史文勒顿之医葛拉罕.格林,用足了狼虎之药,格林到八十岁还感德不尽……
  
  宜设「文学医院」。
  
  「文学医院」门庭若市,出院者至少不致再写出「倒也能帮助我恢复了心理的极度的疲乏」这样的句子来。
  
  如果,是别人写了一部「红楼梦」,曹雪芹会不会成为毕生考证研究「红楼梦」的大学者。
  
  批评家的态度,第一要冷静。第二要热诚。第三要善於骂见鬼去吧的那种潇洒。第四,第四要有怆然而涕下的那种泼辣。
  
  有人,说:其他的我全懂,就只不懂幽默。
  我安慰道:不要紧,其他的全不懂也不要紧。
  
  某现代诗人垂问:宋词,到後来,究竟算是什么了?
  答:快乐的悲哀和悲哀的快乐的工艺品。
  
  几乎什么都能领会,几乎什么都不能领会──人与艺术的关系所幸如此,所不幸如此。
  
  在艺术上他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他触及很多艺术品触及许多艺术家时,心里会不住地嘀咕:这有什么用呢,这有什么用啊。
  
  「雅」,是个限度,稍逾度,即俗。
  这个世界是俗的,然而「俗」有两类:可耐之俗,不可耐之俗。
  逾度的雅,便是不可耐之俗。
  
  曹雪芹精通英、法、德、意、西班牙五国文字,梵文、拉丁文则两相滚瓜烂熟,就是中文不怎么样,差劲。
  
  文学的不朽之作,是夹在铺天盖地的速朽之作必朽之作中出现的,谁人不知,谁人又真的知道了。
  
  虚晃一招,是个办法,虚晃两招三招,还不失为莫奈何中的办法,招招虚晃,自始至终虚晃,这算什么呢。
  
  更滑稽的是旁观者的喝采。
  尤滑稽的是远里听见了喝采声,就自庆适逢其会,自诩参预其盛了。
  以上指的理应是得失寸心知的文章千古事。
  
  大约有两种,一种是到头来会升华为素澹的绮丽,另一种是必将落得靡敝的绮丽。
  少年爱绮丽,就看他和她爱的是那一种。
  
  他忽然笑道:不再看文章了,看那写文章的人的脸和手,岂非省事得多。
  
  天性是唯一重要的──单凭天性是不行。
  
  燕京西山静悄悄,曹雪芹食粥,著书。压根儿没见面有德色的好事家赶到黄叶村去问什么近若干年会不会出伟大的文学天才。
  
  才能,心肠,头脑。缺一不可。三者难平均;也好,也就此滋生风格。
  
  中国现代文学史,还得由後人来写(那就不叫「现代」而是以「世纪」来划分了)。目前已经纂成的,大抵是「文学封神榜」「文学推背图」。
  
  舐犊情深或相濡以沫,是一时之德权宜之计,怎么就执著描写个没完没了,永远舐下去,长不大?永远濡下去,不思江宽湖??
  
  热情何用,如果所托非人。德操何取,如果指归错了。智能何益,如果藉以肆虐,或被遣使去作孽。
  
  迷路於大道上的人嗤笑迷路於小径上的人,後者可怜,前者可怜且可耻。
  
  友谊的深度,是双方本身所具的深度。浅薄者的友谊是无深度可言的。西塞罗他们认为「只有好人之间才会产生友谊」,还是说得太忠厚了。
  
  小灾难的叠起而丛集,最易挫钝一个国族的智力。
  
  凋谢的花,霉烂的果,龙锺的人,好像都是一种错误──既是规律,就非错误,然而看起来真好像都是错误。
  
  真正聪明的人能使站在他旁边的人也聪明起来,而且聪明得多了。
  
  爱情是个失传的命题。爱情原本是一大学问,一大天才;得此学问者多半不具此天才,具此天才者更鲜有得此学问的。
  
  师事,那是以一己的虔诚激起所师者的灵感。
  
  坏人,心里一贯很平安,在彼看来,一切都是壤的,坏透了──彼还常常由於坏不过人家而深感委屈。
  
  後来,我才明白,开始作一件事的时候,这件事的结局已经或近或远地炯视著我。
  
  自身的毒素,毒不死自身,此种绝妙的机窍,植物动物从不失灵,人物则有时会失灵,会的,会失灵的。
  
  那人,那些人,只有一点点不具反省力的自知之明。
  
  安诺德以为「诗是人生的批评」。若然,则「批评是人生的诗」,「人生是诗的批评」,「诗的批评是人生」。
  明摆著的却是:诗归诗。批评归批评。人生归人生。
  
  一贯说假话的人,忽然说了句真话──那是他开始欺骗自己了。
  
  我所说的诚恳,是指对於物对於观念的诚恳;能将诚恳付予人的机缘,越来越少。
  
  不幸中之幸中之不幸中之幸中之……
  谁能置身於这个规律之外。
  理既得,心随安,请坐,看戏(看自己的戏)。
  
  成功,是差一点就失败了的意思。
  
  任何一项盛举,当它显得使多数人非常投入的时刻到来,我遁逸的决心便?尔?起。
  
  人的快乐,多半是自以为快乐。
  植物动物,如果快乐,真快乐。
  
  苏格兰诗人缪尔自称是个负债者,负於人、兽、冬、夏、光、暗、生、死。因而使我悚然自识是个索债者,一路索来,索到缪尔的诗,还不住口住手。
  
  当某种学说逐渐形成体系,它的生命力便趋衰竭。
  
  有人搔首弄姿,穿文学之街过文学之巷……下雨了……那人抖开一把缀满形容词的佛骨小花伞,边转边走。
  
  把银苹果放在金盘上吧,莎士比亚已经把金苹果放在银盘上了。
  
  智力是一种弹力,从早到晚绷得紧紧的人无疑是蠢货。
  
  一个性格充满矛盾的人,并没有什么,看要看是什么控制著这些矛盾。
  
  爱情来了也不好去了也不好,不来不去也不好,爱情是麻烦的。
  
  余之所以终身不事评论,只因世上待解之结多得无法择其尤。
  
  有许多坏事,都是原来完全可以轻易办好的事。
  
  比喻到了尽头,很糟糕──一只跳蚤拥有百件华袍,一件华袍爬著百只跳蚤。
  
  快乐是吞咽的,悲哀是咀嚼的;如果咀嚼快乐,会嚼出悲哀来。
  
  人类文化史,二言以蔽之……自作多情,自作无情。
  
  大义凛然,人们著眼於大义,我著眼於凛然。
  
  其实世界上最可爱的是花生米。
  若有人不认同此一论点,那末,花生酱如何。
  
  当我从社交场中悄然逸出,驱车往动物院驰去时,心情就一路霁悦起来。
  
  先天下之忧而忧而乐
  後天下之乐而乐而忧
  (既有识见如此,怎不令人高兴)
  (居然谦德若是,实在使我痛惜)
  
  安得列.纪德大概有点不舒服了,所以说:
  「别人比成功,我愿比持久。」
  至少这句话是可以持久的。
  
  看来普洛斯特比乔伊思持久。看来莎士比亚还要持久──他诚恳。
  
  要使福楼拜佩服真不容易,然而他折倒於托尔斯泰,兼及屠格涅夫。
  托尔斯泰呢,力赞狄更斯。狄更斯呢,福楼拜说他根本不会写小说,因为一点也不懂艺术。
  就这样──不这样又怎么样。
  
  也不是伏尔泰一人参悟精微的悲观使人颖慧旷达仁慈,粗疏的乐观使出人悖谬偏激残暴。历史中多的是大大小小的实例──明乎此,然後一转背,便是可见的未来。
  
  已经有那么多的艺术成果,那么多那么多,足够消受纳福到世界末日。
  全球从此停止造作艺术,倒会气象清澄些。
  
  那些自以为「开门见山」的人,我注视了──门也没有,山也没有。
  
  可以分一分,既然弄胡涂了,分一分吧:
  有些人爱艺术品,有些人爱艺术。
  
  好些事,本是知道的,後来怎么不知道了,现在又知道了──人类文化史应该这样写。
  
  上了一些当。
  以後还是会上当的,不过那些当不上了。
  
  知足常乐,说的是十个手指。
  
  生活的过里,是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常常流於无效的自我教育的过程。然而总得是个自我教育的过里。
  
  宠誉不足惊,它不过是与凌辱相反,如已那般熟知於凌辱,怎会陌生於宠誉而手脚无措呢。
  
  在新闻纸一角看到:
  「……世界上爱好真理的男人女人……」
  我大为吃惊。
  
  怀疑主义者其实都是有信仰的人……嘘,别嚷嚷。
  
  此时此地,念及尼采。并非原来那个尼采。早有人说尼采主义存在於尼采之前,我指的是尼采主义之前的那个太朴初散的尼采,亦即尼采之後的透视尼采之大不足的那个尼采。
  
  当九个人呢喃「温柔敦厚」的夜晚,至少一个人呼啸「雄猛精进」──总共只有十个人哪。
  
  (※以上录自木心《琼美卡随想录》。)
  第三辑

上当

把都市称为“第二自然”,混凝土森林,玻璃山,金属云……越说越不像话。
所谓自然,是对非自然而言,第二自然是没有的。文明创造了人工,或曰人工创造了文明。人工可以搬弄一些自然因素,煞有介事;百货公司里的大瀑布,耶诞节橱窗中的雪景,蜡制水果,纸作花,布娃娃……不是第二第三自然。
现代文明表现在生活节目上,最佳效果在于“交通”,人与物的运输和讯与息的传递,节省了多少光阴。回想古代人的跋山涉水,车马的劳顿,舟楫的忧闷,误了大事,出了悲剧。爱因斯坦也认为现代人在航行通讯上做得还不错,值得向五千年后的人类说一说,其他呢,爱因斯坦发了点脾气,发给五千年后的人类看,意思是但愿他们看到我们的荒谬、自作孽,感到奇怪(那就好了)。
这种给后世人写信的“设计”,是浪漫主义的。
都道浪漫主义过去久矣??浪漫主义还在,还无孔不入,蔓延到宇宙中去了。大学者们一脸一脸冷静冷淡地谈论它,全没有想到:不是浪漫主义不是人。
青年想恋爱,中年想旅游,老年想长寿,不是浪漫主义是什么。
本来这样也很好,可是都市、上班族、公寓、超级市场、地下车,都不浪漫。
住在匣子中真无趣,罐头食品真乏味,按时作息真不是人,一年四季有萝卜西瓜真不稀奇,没有地平线海平线真不能胸襟开阔。
这是个代替品的时代,爱情的代替品、友谊的代替品、现成真理、商标微笑、封面女郎男郎、头号标题新闻、真空艺术、防腐剂永恒、犯罪指南……
必不可少的空气调节器,失掉了季节感,季候风。“山高月小”是指摩天楼顶上的一块亮斑,“水落石出”无非因为街角喷泉出了故障。现代没有英雄神话,只有许多冠军,第一奖获得者,啤酒泡沫般的畅销书。
中世纪是黑暗的。但有人告诉我:如果我是当时的流浪汉,南欧或北欧都一样,走累了,坐在某家农民的门口,头戴圆帽的老妇人(在图画中还可以看到的那种光轮般的帽子)一声不响用木碗盛了新鲜的牛奶,双手端给我,我便喝了,对她笑,她对我笑,我起身上路,她进屋去,就这样。
那岂不是还是中世纪好,说它黑暗,史学家们一齐写它黑暗,沉甸甸的史书中,怎么不见这位老妇人,这个流浪汉。
文学家应该着力补一补史学家的不足,否则我们真是上当了。


但愿

“荒谬只是起点,而非终点。”卡缪曾经这样说。
一个以文学艺术成了功出了名的人,即使人格十分完美,作品却不是件件皆臻上乘,难免有中乘的、下乘的。“荒谬之神”笑眯眯地走过来,目光落在下乘之作上,签名!只要那个出了名的人签了名,再糟的东西也就价值连城。
整个世界艺术宝库中,有多多少少东西其实是巨匠大师的不经心之作,本该是自我否定了的,我们不会看见听到的。难得有几位高尚其事的艺术家,真正做到了洁身自好,把不足道的作品在生前销毁,这是自贞,是节操,是对别人的尊重。据说米开兰基罗是将许多草稿烧掉了的,托尔斯泰也十分讲究,福楼拜没有留下次品??这才够艺术家。
艺术在于“质”,不在于“量”。波提却利凭《维纳斯的诞生》和《春》,足够立于美术史上的不败之地。可叹的却是有这样的日记出现在某文豪的精装本全集中:“晨起,饮豆浆一碗。晚,温水濯足,入寝。”
世上伟大的艺术品已不算少,每次大战,慌于保藏,如果真地末日到来,真要先为之发狂了。
然而大师的废物也真多,占了那么宝贵的地盘,耗去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更有人把废物奉为瑰宝,反而模糊了大师的真面目。
鉴定家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却也做了废物的保证人,再低劣的东西,出于谁手就是谁的;作为收藏者的个人或国家,也就此理得心安,全没想到他们拥有的原来是废物。
如果人类真的会进化,那末进化到某一高度,大师们的废物会得到清除,以慰大师的在天之灵??那时的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气象澄清,穆穆雍雍,出现了天堂般的纯粹。
清除了的废物,纳入电脑系统,供必要时查考。每一代的年轻人都常有失去自信的时候,在此危机中,教师可带他们去看看,意思是:一日之能画,不足以言一生之能画,一日之不能画,不足以言一生之不能画,余类推,等等。
现在却混乱得很,随时可以遇到堂而皇之的当道废物,为大师伤心,为欣赏者叫屈,为收藏家呼冤,有时不免哑然失笑。托尔斯泰老是担心如果耶稣忽然来到俄罗斯的乡村,这便如何是好?我担心的是外星球的来客会说:“你们好像很爱艺术,就是还不知如何去爱。”
这是无数荒谬事实中最文雅幽秘的一大荒谬事实,因为其他的荒谬太直接相关利害,所以这种荒谬就想也没有去想一想。
这个世纪,是晕头转向的世纪,接着要来的世纪,也差不多如此。该朽的和该不朽的同在,这不是宽容,而是苟且。我们在伦理、政治的关系上已经苟且偷安得够了,还要在艺术、哲学的关系上苟且偷安??可怜。
但愿卡缪说得对,虽然他死于荒谬的车祸。


福气

从前,有很多人,是美术家,说了关于美术的很多话,有一句始终没说:美术是第二自然。
所有已经说了的,用尽词藻比喻诡辩术玄学逻辑而说了的话,加在一起,就是这句“美术是第二自然”。
这个梦做得好长,梦如果不醒,就属于死,美术没有这样,美术属于生,于是这个把美术认作第二自然的梦醒来了。迟至十九世纪末。
离开通俗的价值观,就可以说美术比自然高一点。
美术和自然平行是没有的事。
美术也会比自然低一点。低一点,不是美术了。
因此美术总是比自然高一点。从前也是这样的。而从前的美术家似乎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就误以为自然总是比美术高,误以为自然整个儿君临于整个儿美术之上。所以说,这真是梦。
人活在自然里,感觉了,动情了,忍不住了??产生古典美术。
人活在自然和误以为第二自然的美术里,麻痹了,厌倦了,不耐烦了??产生现代美术。
美术是宿命地不胜任再现自然的。
自然是宿命地不让美术再现它的。
再现,就不是自然,就不是美术。
也真福气,古典美术并没有再现自然,并没有形成第二自然,古典美术家并没做错事,只不过是说错了话,说错了话有什么要紧,话说得不错,事做错了,那才是很不好的。


真的

星期一早晨,匆匆忙忙赶程上班的人,仿佛齐心协力制造美妙的合理的世界。
这些那些赶程上班的人都是毫无主见的,即使少数有其主见,用不出来,还是等于毫无主见。
上班,上班,上班,上班。
为某种主见而服役??付出代价的雇人执行其主见的那个呢,多半是可尊敬的利己主义者,利己主义者多半是不择手段,不择手段多半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譬如:制毒贩毒,资本垄断,权力集中,用信仰的名义来杀人,写几本祸害一代两代人的强迫畅销书……
上班上班上班上班。
必然的王国必然地过去了,自由的王国自由得不肯来,现在是什么王国呢。这个查之有头,望不见尾的“现在”……
理想主义者的最大权利是:请放心,永远可以拥有你的理想。此外,请按时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一万理想主义者为一个利己主义者服役,五十万利己主义者需要多少理想主义者为其服役??足够把世界弄成……哪,就是现在这样子,罪有魁罪无魁的,祸有首祸无首的,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旅游事业公司的广告是:
“世界各地风光旖旎”
这话也是真的。


再说

中国的文士在世界上嘤嘤求友,说,还是与法国文士能意趣相投,莫逆、通脱,在于风雅,云云。
纪德,梵乐希,当年都有中国朋友。据中国朋友的记述:当时谈来极为融融泄泄,别后还通讯,赠书,等等。那是很可喜的,很可怀念的文坛往事。后来,纪德的中国朋友,惊人地作为了一番:出卖纪德,诬言纪德毒害了他,才弄得他去毒害别人(他想活自己的命,纪德那时已经逝去),可悲可笑的是,如果他不这样做,也能活命的,他这样做了,也没有得到诰赏,而且很快就死了??他取的是下策,而且失策……梵乐希的中国朋友则没没无闻,后来更没没无闻,原因倒并非“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不是的,原因是一直写不好诗,写不好文,长年懒怠,以卖老告终,卖价很低。不过他常说:梵乐希曾与他一同散步,曾当他的面表示倾倒于陶渊明??我想,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梵乐希称颂陶渊明:陶渊明的朴素是一种大富翁的朴素??我听了不能不高兴,继之不能不怀疑,梵乐希先生是否体识陶渊明先生的哀伤。
陶渊明的境界常使我忧愁,总有什么事故干扰他的,世界早已是这样地平静不了半天,而且,自己会干扰自己。饮酒,为的是先平静了自己再说。
我们已经潇洒不来了。
“以后再说吧。”这话算是最潇洒的了。


很好

昨天我和她坐在街头的喷泉边,五月的天气已很热了,刚买来的一袋樱桃也不好吃,我们抽着烟,“应该少抽烟才对”。满街的人来来往往,她信口叹问:“生命是什么呵”,我脱口答道:“生命是时时刻划不知如何是好”(无言相对了片刻)她举手指指街面,指指石阶上的狗和鸽子,自言自语:“真是一个个一只只都不知如何是好,细想,细看,谁都正处在不知如何是好之中,樱桃怎么办,扔了吧,我这二十年来的不知如何是好,够证实你又偏偏说对了”??我不需要进而发挥这个论点。
儿时,我最喜欢的不是糖果玩具,而是逃学、看戏。青春岁月,我最喜欢的不是爱情友谊,而是回避现实、一味梦想……中年被幽囚在积水的地窖中,那是“文字狱”,我便在一盏最小号的桅灯下,不停地作曲,即使狱卒发现了,至多没收乐谱,不致请个交响乐队来试奏以定罪孽深重之程度。
终于我意外地必然地飞离亚细亚,光阴如筛,二十世纪暮色苍茫了,我在新大陆还是日夜逃、避,逃过抢劫、凶杀,避开疱疹、爱滋??我这辈子,岂非都在逃避,反之,灾祸又何其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她听了我这样的自诉,蔼然地称赞道:
“你是一个很好的悲观主义者”。


智蛙

宇宙在扩张抑在收缩,测算上是“扩张说”占上风。
宇宙在扩张同时在收缩??这是玄学逻辑。也未必是玄学逻辑。
俄国钢琴家涅高兹发现乐曲中如果有一段是快节奏,另一段是慢节奏,那末快慢的时值往往是正好互补为均等。
冥冥之中,有一律令,它以得为失,以失为得。
宇宙不付出,不收入,无盈余,无亏损。如果可知的宇宙消失了,那是它入了不可知的宇宙。可知与不可知是人的分说,宇宙无可知,无不可知。
人类最像是靠退化来作成进化的。与生俱来的东西退化一分,就换得一分进化。到了把与生俱来的东西退化完了,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换取进化了。
从岩层中发现万年前的青蛙,和现在的青蛙一模一样,它没有化费与生俱来的东西。
有神论认为我们失的多,得的少。
无神论认为我们全是得的,没有失可言。
我所认知的是,失去的东西有适意的,有逆意的;得到的东西有逆意的,有适意的??又符合冥冥之中的无字无款的律令。
真是一点也不能自作主张么。

疯树

有四季之分的地域,多枫、槭、?等落叶乔木的所在??那里有个疯子,一群疯子。
每年的色彩消费量是有定额的。
由阳光、空气、水分、泥土联合支付给植物。它们有淡绛淡绿的童装,苍翠加五彩的青春衣裳,玄黄灰褐的老来服,也是殓衾。
它们就在露天更衣,在我们不经意中,各自济济楚楚,一无遗漏。
每年的四季都是新来客,全然陌生,毫无经验。以致“春”小心从事,东一点点红,西一点点绿,“春”在考虑:下面还有三个季节,别用得不够了。就在已经形成的色调上,涂涂开,加加浓??这是“夏”。
凉风一吹,如梦初醒般地发觉还有这么多的颜色没有用,尤其是红和黄(“春”和“夏”都重用了青与绿,剩下太多的黄、红,交给花是来不及了,只好交给叶子)。
像是隔年要作废,尤其像不用完要受罚,“秋”滥用颜色了??树上、地上,红、黄、橙、赭、紫……挥霍无度,浓浓艳艳,实在用不完了。
我望望这棵满是黄叶的大树,怀疑:真是成千成万片叶子都黄了吗??全都黄了,树下还积着无数黄叶。
一棵红叶的大树也这样。
一棵又黄又红的大树也不保留春夏的绿。
就是这些树从春到夏一直在这里,我不注意,忽然,这样全黄全红整身招摇在阳光中(鸟在远里叫)
这些树疯了。
(开一花,结一果,无不慢慢来,枇杷花开于九月,翌年五月才成枇杷果)
这些树岂不是疯了。这秋色明明是不顾死活地豪华一场,所以接下来的必然是败隳??不必抱怨(兴已尽,色彩用完了)
如此则常绿树是寂寞的圣贤,简直不该是植物。
如此则这些疯树有点类似中年人的稚气,中年人的恋情??这流俗的悄悄话,不便多说。就是像。
一棵两棵疯黄疯红的树已是这样,成群成林的疯树……
我是第一个发现“大自然是疯子”的人吗?
那些树是疯了。
那些树真是疯了。


不绝

一个半世纪采声不绝,是为了一位法国智者说出一句很通俗的话:人格即风格。十八十九世纪还是这样的真诚良善。
近代,越来越近的耳鬓厮磨的近代,Buffon这句话听不到了,淡忘?失义?错了?
从前的艺术家的风格,都是徐徐徐徐形成的,自然发育,有点受日月之菁华的样子。地球大,人口少,光阴慢,物质和精神整个儿松松宽宽潇潇洒洒,所以:人格即风格。
当那时的艺术家或夭折或寿终之后,大家看其听其遗留下来或少或多的作品,回想他的或短或长的一生言行,作了或太息或赞美的定论??于是:人格即风格。
近到耳鬓厮磨的近代,好像人格不即风格了。
又好像近代人是无所谓格不格的。
也好像,世界这么小,人口这么多,光阴这么快,物质和精神对流得这么激烈,人那能形成格呢。
风格?
风格倒多的是,风格是艺术的牌子、命根子??没有风格的艺术品是不起眼不起价的。
现代的现代玩艺儿是什么,是风格的快速强化。
廿世纪后叶的艺术的全面特征是,撇开人格狂追风格。不能不惊叹真会作出那么多与人格无关的风格来。然而别慌张失措,布封的公式还是对的。
欠缺内涵的人格即不足持久的风格。
布封这句话到现在方始显出:一半是祝福,一半是警告。当祝福的滋味出乎布封的意外地穷竭了之后,警告的滋味出乎人们的意外地呈上来了。
我们苦乐难言忧喜参半地活在前人所料而不及的世界上,努力保持宽厚,却终究变得锲薄了,再不惕励,也要落入布封的话的后发的滋味中去的。


棉靛

俄罗斯的文学像一床厚棉被。
在没有火炉没有水汀的卧房里,全凭自己的体温熨暖它,继而便在它的和煦的包裹中了,一直到早晨,人与被浑然不分似的……这种夜,这种早晨,畴昔的夜畴昔的早晨。
久处于具备空气调节器的现代住宅中,自秋末到春初,只盖毛毯或羽绒薄衾,轻软固然是的,不复有深沉历史感的隆冬寒夜的认知了。
即使是畴昔的隆冬寒夜,睡入别人睡热的被窝总不及自己睡热的被来得洽韵,这是不可思议的,也从来没有人思议的事。翌日起身离床,没有意识到是一种性质属于“遗弃”的行为。人对人,真讲究,人对物,尽是些出尔反尔的措置。
晴美的冬日,最好是上午,是自己把棉被抱出来,搭在竹竿上,最好是夕照未尽,自己把棉被拍打一番便抱进去,入睡之际,有好间的气味无以名之,或可名之为“太阳香”,是羞于告诉旁人或征询旁人的。过巨和过细的事物事理,都使人有顾忌,只能在心里一闪而逝。
俄罗斯的文学究竟像不像厚棉被,而且谁知道他们从前的冬天的卧具是否也以棉絮为主。而且长篇小说怎能和实际的历史比呢。历史,又怎能是实际的呢。许多人的生活是各自进行的,又是同时的,又是分散的,谁也不知别人是怎么样的,谁也不能把许多人的生活糊在一起写的??这样想想倒反而定了:俄罗斯的文学真是像一床厚棉被。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似乎全部是冬天,全部雪,全部夜,全部马车驿站,全部阿卡奇?阿卡耶维奇,彼得罗夫?彼得罗芙娜,全部过去了,全部在文学之中,靠自己的体温去熨暖它。


步姿

主啊,你给予我双眼,使我见所欲见。
主啊,你给予我两耳,使我闻所愿闻。
感谢我主,为我制造同伴,都也有眼有耳,彼此可视可聆、可即可知。
主啊,一切都好,然而人们为何都在做戏,演技劣劣,使我看不下去听不下去。
人们住在有门的屋子里,门上有锁,多至三具。
人们把值钱的东西藏起来,因为有些家伙以偷窃为职业。
人们把不值钱的东西藏起来,宁可霉烂殆尽,也不愿施舍分散,这是为什么?
德性,慧能,爱心??凡是无法以钱作计算的,就是不值钱的东西,人们为何把一钱不值的东西藏起来?
主啊,他们都在做戏,不让别人知其一己之真实,掩掩盖盖,躲躲闪闪,这是多么难受。
主啊,请看,已经一个个都是巧言令色之徒了,不同的是伎俩和程度。
甲在乙的面前评价丙:
“丙哪,一味讨好敷衍,露骨得肉麻!”
这是因为甲的功夫决要圆熟得别人只见其一片真心,不察其万般假意。
乙在丙的面前评价甲:
“甲呵,全靠故弄玄虚过日子,否则也就活不了。”
乙是谁呢,他,比黑格尔还要精于吹捧。
主啊,我不多抱怨了,不再凭人们的脸面的表情、语言的达意来判断他们的内心世界的模式架构层面肌理张力……
(主啊,这些字眼流行得很,没有这些字眼的时代真不知是怎样过来的,噢,还有一个“媒体”。)
主啊,我的眼,我的耳,将会没有用了。
主啊,我学会了一种颇有效验的分析判断法??
观察一个人的走路的样子,简称“步姿”,全称是:
“一个人在平地上用仅有的两只脚使自己向前进行时的全身动作”
这是最说明人的本性本质的,我考究历四十年,归纳为十二大类,图解六百八十五页,实例两千七百三十三则,书名暂定为《人类步姿比较学发凡》。
主啊!那些导演、演员、剧作家、小说家,全忽略了这个奇妙的现象,他们注重对话、独白、脸和手的表情,尤其津津乐道一双眼睛(多蠢!)几千年忙于容貌和形体的刻划,偏偏忘掉了两条脚是最能泄露一个人的内在机密,这是肚脐眼以下的心灵状况的大量的显现。

啊,主呀,感谢你给予我眼,使我能呆看别人的步姿而辨贤与不肖,感谢你给予我耳,使我藉跫音便知来者之愚之智之恶之善。
主啊,回想从前,但凭人的脸、人的话,选择我友我爱,都受骗上当了,我痛苦了一阵,接着,又痛苦,受不完的骗,上不尽的当。
主啊,从此,我再也不看人的脸不听人的话了,我低着头走路,这才发现每个人都有两只脚,脚连着小腿,小腿连着大腿,它们动,一步一步,时快时慢,都毫无掩饰地宣示了包藏在整个躯壳中的祸心或良心。
主啊,就这样,我凭“步姿”选择了我友我爱,得到了一些类似幸福的生机生趣,至少受的骗上的当要小些,小得多了,比以前的。
主啊,没有一种学说堪称万能,我不致糊涂到提出“唯步论”。人们的错,都错在想以一种学说去解释去控制所有的东西。
主啊,为什么没有万能的学说呢?
那是因为唯有你是万能的。
阿门。


新呀

终于在艺术上,谈透了“因袭”“摹仿”的不良、没志气、没出息的大大小小道理之后,谁都没声响了。
难道古代的中世的艺术家不是各自追求新的风格吗,他们没有被逼迫,谁也未曾遭受在艺术风格上的艰难逼迫,于是乃从容自然,一一成全了自己。
十九世纪后半起,舆论的驱使吆喝,同侪的倾轧践踏,艺术家本身的膏火自煎巧取力夺,不新奇,毋宁死,死也要拣个出人头地的死法,从纽约帝国大厦顶上准备一跳惊人,警察奔到高层的阳台上,仰面大声劝说,那年轻人听了片刻,纵身凌空而下……警察昏厥而仆倒……
急功近利的观念蔓延全世界,并不意味着人和社会的充沛捷活,正是显露了人和社会的虚浮孱弱??朝不保夕,才努力于以朝保夕,事已至此,必是朝亦不保夕亦不保。急功近利者们是来不及知道悲哀的,所以一个个都很快乐的样子,样子。
那古典的,过了时的艺术,当时都是新的,其中格外成功者,一直是拒绝摹仿,不容因袭,一直在透出新意来,怎么办呢,它们不肯停止新意的层层透出。
如果现在的艺术也能新,新到未来中去,未来的人看起来觉得新极了??不可能吗,刚才不是说了,在博物馆美术馆中不是有不少这样的艺术品吗,保存在露天的,地下的,也有不少。新得很,新得不堪不堪,它们自从作出来之后,一新新到未来,我们的现在,就是古艺术家的未来。
拉得太长也没有意思吗,相约一百年如何,一件艺术品历百年依然新个不停。还太长吗,相约十年如何,何如,还嫌长?那就明天再找朋友,找对手,找冤家相约吧,不,怎么跟我约,我是那个,那个昏倒在阳台上的警察啊。



荒年

童年的朋友,犹如童年的衣裳,长大后,不是不愿意穿,是无可奈何
了。
呼喊那英国诗人回来,请他放弃这个比喻……不知他走到那里去了,
是首诗也就传开,来不及收回。
龙的博人
炎黄子孙
秋海棠的叶子
这是中国的童年,中国的童年时代的话,怪可爱的??为何挂在中国
的成年时代的人的嘴边。
有人说(曾说话的人真不少)“抒情诗是诗的初极和诗的终极”。作为
诗的初极时代遥遥地过去了。作将诗的终极时代遥遥地在后面,反乌托
邦者几乎认为是乌托邦里的事。
我们正处于两极之同的非抒情诗的时代。
窗外,门外,闹哄哄的竟是:
龙的嘘气成云惊世骇俗的景观,炎黄子孙浩浩荡荡密密麻麻的生聚教
义的场面,秋海棠叶子怆然涕下的美,美得夜不成寐却又梦中处处怜芳草
……

仿佛在君父的城邦,仿佛在清明上河图中摩肩接踵地走,仿佛亿万尧
舜舜亿万桀纣相对打恭作揖,仿佛孔子在外国的华埠吹奏歌唱,他本是音乐家
家??仿佛得使人仿佛活在抒情诗的全盛时代。

绝非如此,那“初极”早已逝尽,“无极”尚不在望。
两极之间的汗漫过程中,这样的稚气可掬的比喻,实在与二十世纪不
配。成年人穿起了童装。
爱这片秋海棠叶子上的龙的传人的炎黄子孙哟??该换些形容词了,
难道又像另一个英国诗人说的:
“我们活在形容词的荒年”。




同在


在都市里定居的鸽子,大概已属于家禽类。野鸽的生活如何,我又不
知道,总会自己营巢的吧。都市里的鸽子,有主的,住小木板房,无主的
,就只栖宿在屋角、楼顶,或者随便什麽棚、篷、盖、斜披、旱桥架之类
,毫无情趣,称不上窝,真不懂它们何以如此世世代代敷衍度日,不思改
善;??鸽子是人类的朋友,但没有成为宠物。
人类害怕战争时,便推出鸽子来张皇表彰一番。不信基督教的也认同
了创世纪的史实,让鸽子担当和平的象徵:凡是鸽子,尤其是白鸽,叼著
一支橄榄叶的白鸽,就是不折不扣的和平,全世界男女老少都知道,唯有鸽
子一无所知。
真地打起仗来,战争的双方早就驯养好大批信鸽,传递军事情报,机
密讯息。人类信得过鸽子的惊人的视力,惊人的记忆力,惊人的飞翔耐力
,而且它们不会拆读要件,不会作叛徒。一次、二次世界大战,鸽子从了
军,一方称另一方为敌人,鸽子当然是敌鸽。
摩西律法规定:奉献给神的是,乳鸽一双。四福音书上一致形容约翰
为耶稣施洗之际,上帝是以鸽子的形象显示圣灵的。
人也杀鸽子,烹成隹肴,取了鸽蛋,以为美味,广告上说是冬令补品
。从鸽子的命运看“世界的荒谬”,已如此昭然若揭:一忽儿是圣灵,一
忽儿是祭品,一忽儿是佳肴,一忽儿是天使,一忽儿是奸细,升平年代则
点缀於街角水边,增添都市风光??人类以鸽子显出了幻想虚构、巧妙藉
词、贪婪饕餮、刁钻而又风雅的本性,这是鸽子所不知道的,这也是人类
所不自省的,关於鸽子,那算得了什麽。
人们信仰上帝,或者希望有上帝,其实幸亏没有上帝,杏则单就鸽子
一案,最後的审判势必闹成僵局,人和上帝都是对不起鸽子的。
巴黎早已鸽子成灾,屋顶、车顶,撒满鸽粪。纽约还不致如此。我坐
在公园的长椅上,呆看鸽子,它们虽然种类有别,体重基木相等,这样不
停不息地啄食,倒没有一只需要减肥,这又是它们胜於人类处。既然无所
约束,为何不回树林去,回到原来的大自然中去?鸽子答:“纽约吃食方
便,而且没有鹰隼。”事实是毋须雄辩的,扔在纽约街头的面包、匹萨、
糖纳子,五步十步,总是有的,马的饲料桶中多的是燕麦,老太太特地按
时来发放鸽粮,鸽子也不会遭抢劫,这又是它们胜於人类处。
庞大而复杂的纽约,广场、地下车、大街,无非是人种展览,拿起照
相机随便一按,白种、黄种、黑种,总是同在。瞑目摄听,至少同时响著
三四种语言。每有希望众所周知的布告、广告,即使精通五六国文字、博
及其方言的梅里美先生,也未能如数读完,因为那是用了二十七种文字臻
臻至至排出来的。
黑人、犹太人、波多黎各人、盎克鲁撒克逊人、中国人、韩国人、日
本人、拉丁美洲人、意大利人……聚集在这五个紧靠的岛上做什么?
英国来的朋友对我说 :纽约似乎很兴奋,伦敦是疲倦的,下午茶也不
喝了,说是为了健康,其实是懒呀,没有好心情。
法国来的朋友对我说,纽约是不景气中还景气,至少超级市场装东西
的袋比巴黎爽气,阔气。你们的地下车乘客未免欠文雅,不过也可以说美
国人生命力旺盛吧。
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来的朋友对我说:纽约食品丰富,滋味是差些,
总还是丰富。纽约的书商直来劲,买书的富翁富婆也真是疯了的,这些书,
在我们那边即使有人看,是没人问的。
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来的朋友对我说:工作的机会,那
是纽约多,我们也会想到纽约来,现在还是想的??初听之际,有些得意
,多听,也就麻木不仁。整个欧罗巴的脸有明显的皴纹,大都市各有各的
老态倦容。美国本土的其他地方是不及纽约的泼辣骀荡,活水湍流。纽约
之所以人才荟萃,物华天宝,不是解不了的谜,所以亚大地区人、拉丁美
洲人、斯拉夫人,来了,就不走了。
还有少数大科学家大艺术家,那是属於“先知型”,先知在本乡是没
有人尊敬的,於是他们离开本乡本土,到美国来取得人的尊敬。
任何复杂的事物,都有其所谓基本的一点,充满纽约五岛的外国人,
不论肤色、血统、移民、非移民,如果看看鸽于,想想自己,都会发笑
??无非是这样,只能是这样。
要说和平、战争、圣灵、好细等等,那就不能想得太多,比喻不过是
比喻,如果二者尽同,那就不用比喻了。
纽约的鸽子与纽约客同在,以马内利。



笑爬



我把地图画,画好墙上挂,一个蚂蚁爬又爬,自从澳大利亚、阿非利
加、欧罗巴,一直到阿美利加、亚细亚啊,真是笑话,我还没有喝完一杯
茶,它的足迹已经遍天下啊,我要请问许多旅行探险家,这样勇敢迅速有
谁及得它。
这是我童?
我把地图画,画好墙上挂,一个蚂蚁爬又爬,自从澳大利亚、阿非利

  加、欧罗巴,一直到阿美利加、亚细亚啊,真是笑话,我还没有喝完一杯

  茶,它的足迹已经遍天下啊,我要请问许多旅行探险家,这样勇敢迅速有

  谁及得它。

  这是我童年的歌,女教师按风琴,大家张嘴唱,小孩子不解幽默,地

  球仪造成的世界概念是浑圆光滑的,比蚂蚁的认知力好不了多少,风琴声

  一停,歌声也没了。如果有谁还唱下去,会引起轰笑。

  三十多年后,在监狱中是没有人不寂寞的,先是什么都断了,什么都想不起来,几个月挨过,才知道寂寞的深度竟是无底,於是开始背书,背

  书,绝妙的享受,不幸很快就发觉能背得出的篇章真不多,於是在心中唱

  歌,唱歌,记忆所及的词曲竟也少得可怜,兜底搜索,这支儿歌也挖掘出

  来,有言无声地唱著,感谢女教师预知她的学生要身系囹圄,早早授此一

  曲,三十年後可解寂寞云云。

  而且监狱能使人大彻大悟,我推断出这支儿歌是从外国翻译来的,这

  只蚂蚁分明是澳大利亚产,而且爬到亚细亚就不爬了,似乎是死在亚细亚

  了??我很快乐,因为明白了这支歌之由来,而且认为歌的作者对世界航

  线不熟悉,反衬出我倒是聪明的,一个自认聪明的人被关在铁宠子里,比

  一个自认为愚笨的人被关在铁笼子里,要好受得多??真的,囚徒们看上

  去不声不响,什麽都没有了,其实心理却还有一份自信:因为大聪明,才

  落到如此地步。囚徒们常会悄悄地暗暗地一笑,很得意,认为监狱外面的

  人都是蠢货,尤其看不起狱卒,囚徒们有希望释放出去,死刑也是一种释

  放,狱卒却终生蹀躞在铁栅铁门之间……

  那只蚂蚁呢,我,我是亚细亚产的,与那只澳大利亚产的势必相反方

  向爬,真是巧,真是宿命,爬出亚细亚,爬到阿美利加、欧罗巴、阿非利

  亚,终于上了澳大利亚,恍然大悟,我是不是那儿歌中的蚂蚁作了回归,

  然而偌大的雪梨歌剧院,听众云集,竟没有一个对我说:「你回来啦!」

  我就只好再恍然大悟,我不是那只儿歌中的蚂蚁。

  澳大利亚住房的门是不锁不关的,没有盗贼,是没有,黑社会所觊觎

  的是大宗勒索对象,亚细亚蚂蚁不在他们的眼里,然而这个国家就是令人

  说不出地寂寞,总觉得四面都是海水。

  我又爬,爬离毕竟不是出生地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在地图上看看就

  很寂寞。

  不复以聪明人自居了。喝完一杯茶。真是笑话。





  邪念



  “十九世纪死了上帝”

  “二十世纪死了人”

  还有什么可以死的吗?

  儿时过年放爆仗,一个,一个,升天而炸,忘其所以地兴奋快乐……

  一阵子也都放完了,明知没有剩余,可总要问:“还有什么好放的吗?”

  为什么我听到上帝的讣告、人的讣告,竟不嚎啕大哭,却有这种儿时

  放爆仗的心态?

  也许是传染了外星球来客的怪癖。

  也许是祝愿置之死地而后生??上帝和人都活转来(或者,人活转来

  ,上帝就算了)。

  也许是我实在顽劣透顶,总想看白戏。

  也许我伤心已极,玉石俱焚,以身殉之。

  也许我故态复萌,净说些俏皮话。

  在文学中,在太多的金言蜜语中,还该有人的邪念的实录,恶棍的自白??否则后几个世纪的人读我们这几个世纪的人写的文字作品,会怀疑

  :文学家竟个个是良善正经的?

  只有兵法家写了如何刻毒设计,如何狡脍使人中计,还有马基维里总

  算坦陈了卑鄙无耻的君王术,但这些都不成其为文学。

  但我还是认为人该在文学中赤裸到如实记录恶念邪思,明明有的东西

  怎能说没有呢。

  



放松


  儿时的钢琴老师,意大利米兰,费尔伯教授,总是在一旁叫:“放

  松,放松!”他自己则手指也塞不进白键黑键之间,太胖了,我逗他跑步

  ,体操,我也叫:“放松,放松!”

  费尔伯系出意大利名门世家,哲学博士,琴艺雄冠一时,犯了杀人案

  ,漂亮的情杀案,越狱逃亡到中国,独自渐渐发胖了。后来我才知道了他

  的诞辰,上午送去一束花,一部蛋糕,他哭个不停,说:没有人爱他,快

  死了。下午又哭。

  不多久,费尔伯教授逝世,而且还是我旅行回来别人告诉我的,所以没见他的遗体,没见他的坟墓。没有坟墓。

  亡命来中国。四十余年,只收到一束花,一部蛋糕,如此人生,他终

  于“放松”。

  跟他学过了十多年,我后来放松得不碰钢琴了,因为十分之三的手指

  被恶运折断。事情是这样。

  费尔伯曾经以疯狂的严厉悉心指导我,巴望我到意大利去演奏,叫人

  听听费尔伯博士教出来的钢琴家是怎样怎样的,瞧他那副眉飞色舞的神态

  ,仿佛我已经完全征服了意大利的听众似的。

  后来我作为游客,走在米兰的老街上,没人问我:“您认识费尔伯先

  生吗?”

  幸亏是这样。




  某些




  春天

  柏拉图是对的

  意大利烙饼风靡洛杉矶

  中国的诗呢,不扣脚韵以后,就在于统体运韵了。

  渗在全首诗的每一个字里的韵,比格律诗更要小心从事,不复是平仄

  阴阳的处方配药了,字与字的韵的契机微妙得陷阱似。真糟糕。

  自由诗,这个称谓好不害臊。自由诗而用脚韵,勿知为什么,特别傻

  里八气,大概反而惊扰了统体的每个字的韵的生态位置的缘故吧。大概是的。

  而从前的格律诗中之最上乘者,又倒是特别率性逾格越律的那些作品

  。严谨的工整的句子、篇章,只见其严谨非凡工整到家??佩服,总不及

  感动好;感动中已有了佩服,佩服中有感动吗,常常是没有的。

  罗兰夫人到了最后,向人讨纸笔,人没有给她,她只来得及喊那么一

  句。那一句,是正义的,广义的。到了现代,似乎还可以偏而狭之地引来

  解释现代“诗”,即春笋般的雨后雷后的某些诗。

  意大利的PIZZA到了美国,化成了纽约匹萨、芝加哥匹萨、波士

  顿匹萨、洛杉矶匹萨,好吧,总之不复是亚述王之御厨的圆桌匹萨了。美

  国的匹萨在多起来,中国的诗在多起来。还有什麽东西在多起来呢。

  柏拉图自以为是对的。

  春天也从来不肯错。





  认笨



  最羡慕神童,自己幼年受够了愚昧的苦,总是怨命。如果我有神童的

  十分之一的异禀,那该多么通气。

  后来老了,真像没有青春盛壮就无可抵赖地老了,转而觊觎大器晚成

  者,也速然绝望,原来必须在青年中年打好足够的埋伏,才可能发生晚成

  大器这么一回事,我则觉得上午下午来也没有来就熄灯打烊了,器影都不

  见,还说什么大不大呢。

  每晚睡著便做梦,在梦中我尤其痴唉不堪,失风、失路、失策,夜夜

  愚不可及。常想问别人:“梦中的您,比醒时的您,那个更笨?”我至今

  不敢真的问出来,怕得罪人。

  昨晚我梦见与一朋友并步而谈,我结结巴巴用西班牙语表达意思,我

  的西班牙语是再糟糕也没有了,说得我心乱气苦……忽然间想起朋友是与

  我一样的中国人,而且同故乡,同小学毕业,于是我用中国语的故乡话与

  之畅叙……

  聪明人,真快乐,他有时候大声说:“在这一点上,要算我最聪明了

  !!”旁人只好高兴地承认,因为不承认就显得你理解力差,度量狭隘。

  笨人可怜,笨人最大的快乐是有时候总算有机会插一句:“那么,我

  还不是最笨罗?”别人没有笑,他先笑,看看别人不笑,他也不笑了,咳

  嗽几声。

  同样两个面包,两个同样的面包放在我面前,上帝说:“拿呀!”

  我说:“拿那一个呢。”

  



引喻



  伊壁鸠鲁派(别瞧不起它,这一派始终会被人提到)伊壁鸠鲁派哲学

  家卢克莱修神采飞扬地说:

  “站在高岸上遥望颠簸于大海中的航船是愉快的,身潜堡垒深处窥看

  激斗中的战场是愉快的,但没有比攀登于真理的峰顶,俯视来路上的曲折

  和迷障更愉快的了。”

  这段话的前半是荒谬的,对于颠簸在大海中的难船,激斗在战场上的

  亡士,怎能令人愉快呢,我们不致自私残忍到了乐于作此种全无心肝的旁观者。

  卢克莱修引喻失义,他不及后悔,我代他后悔。

  这段话的后半,可以这样说,回首前尘,曲折迷障历历可指,这也只

  是常情常理常识,未必见得就是上了真理的峰顶??如果这样就算是真理

  的峰顶,倒不难……

  伊壁鸠鲁派,至少它的始祖是良性的快乐主义者,美食、重友谊、善

  谈论,这是可能阳明兼得的,所谓哲学的探索,真理的追求,那就不是他

  们的事了,其实也不是任何人真能作到的事。

  诚实而勤勉的人,都知道,都慢慢知道,哲学和真理有其终点,终点

  是:没有哲学没有真理。诚实而勤勉的人(而且差不多都老了)相对无言

  ,孩童似的,睐霎著眼,说:是可玩孰不可玩。

  于是,舍生之灵在其有生之年,重友谊,善谈论,且进美食。

  先伊壁鸠鲁的伊壁鸠鲁派,不予置评,后伊壁鸠鲁的伊壁鸠鲁派,置

  评如此。那诚实而勤勉的碰在哲学和真理的终点上的人是超伊壁鸠鲁派了

  ,差不多都老了,味蕾衰退,所以总认为从前的东西够滋味。

  


怪想



  夏末的向晚,与友人看罢「红心王」,还不欲分别;就走在华盛顿广

  场的树荫下,芸芸美国众生(尤其是星期六),似乎都不坏,好则谁能说

  好呢,不过是男人、女人,都像要就地做爱的样子。那打球者、耍火棍者

  ,暂时没有性欲。小孩子认定冰淇淋比生殖器重要。

  广场之边,沛然摆开新货旧货摊,不外乎服装和饰品,一片繁华荒凉

  ,有几分繁华,便有几分荒凉,我友也说:“你这样形容是可以的。”

  我友向来比我容易口渴,两人坐在长椅上,他就坐不住,奔去买可乐

  ,使我成了一个人。一个人就只好怪想??怎样来对待华盛顿广场上这些

  人呢,怎样来对待除此之外的数十亿人呢,总得持一种态度。

  以法官和情郎的混合态度来对待是可以的。

  友人回来,吸着可乐,我把刚才所想的,说出了口,而且还隐隐发现

  自己持这种态度已很长久。他嗯了一声,吐开吸管:

  “把它记下来……除了这一种,而且除了这一种,没有别的态度可取。”

  我友三十岁,男,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人,体力和智力完全可以击败那个西班牙坏蛋。刚才穿马路,明明是WALK,汽车不停,好险!我说:

  “一辆汽车对准两个天才冲过来,差点儿把我们撞死。”

  墨西哥人笑,笑,牙齿白亮极了,笑得我不得不辩护:

  “我又没有说谁是天才,那汽车是不好么!”

  他边笑边安慰道:

  “我是笑你多的是怪想,还能说出来。”

  


多累



  今天不是哥伦布节,是国殇日。不知怎地想起哥伦布,想起与哥伦布

  毫不相干的那些事。

  能说“伟大的性欲”“高贵的交媾”吗,不能。那么“爱情”自始至

  终是“性”的形而上形而下,爱情的繁华景观,无非是“性”的变格、变

  态、变调、变奏。把生理器官的隐显系统撤除净尽,再狂热缠绵的大情人

  也呆若木鸡了。老者残者的“爱”,那是“德”。是“习惯”。

  从前的人,尤其是十八、十九世纪人,把爱清当作事业,奉为神圣,

  半生半世一生一世就此贡献上去??在文学中所见太多,便令人暗暗开始

  鄙薄。

  如此忖辨日久,倘若再有霞光万道的异物劈面而来,不致复萌欣欣向

  荣的故态了。只会觉得它像横街上的救火会的铜管乐队,穿过公园,走在

  直路上,我被迫听了半阕进行曲(因为这时我坐在哥伦布公园的长椅上)

  那天是哥伦布节,秋色明丽,纽约市唐人街尽头的哥伦布公园,一副

  零落相,说来真为哥伦布大人伤心,下午八时后,此间歹徒出没,有的行

  为叫做性强暴,一点爱的潜质也没有的。

  比起来,爱情还算好,还应该减轻对爱情的鄙薄的程度!??也许还会

  发现爱情的范畴中的新大陆,到了那天,那个黄昏,那个夜,夜深了,那

  人说:“你啊,真是富有哥伦布的精神。”我说:“倒宁愿你是哥伦布什

  麽的。我多累,多危险。”

  当那人欲用口唇来抚慰我的眼睑时,觉察其中双眸惘然失神,问了:

  “在想什么!”

  “决不再以爱情为事业。”我真会这样说出来的。

  那一天,那一夜,即使不是哥伦布节也成了哥伦布节。

  



呆等



  秋天,十一月的晴暖阳光,令人想起春天,蒙田忽然说:

  “深思一下吧,撒谎者是这样的人,他在上帝面前是狂妾的,在凡人

  面前却很怯懦。”

  余素拙深思,弗明蒙田何所指。

  培根忍不住疏释道:

  “因为谎言是面对上帝却逃避凡人的。”

  “那麽,”我说:“那麽他可以重来人间了,不是早就约定,大地上

  找不到一个诚实者的时候,耶稣就再来。”

  蒙田一笑,培根亦一笑。

  落叶纷飞,天气转冷,壁炉的火光将三个人影映在墙上。

  文学和哲学的欺骗性,与蒙田和培根的说法相反,文学和哲学在上帝

  面前是怯懦的,在凡人面前却很狂妄。

  后来,文学和哲学的欺骗性又转为它们早早与文学哲学了无干系,却

  被人们奉为时髦神圣,如果想去除掉这些东西,就像要家破国亡似地撕打

  号叫了。

  窗外都是雪,十二月廿五日将近,我又不能不冒雪出门选购食品。

  蒙田家,贵宾光临似地闯入五个强盗,主人一席话,他们鞠躬而退。

  培根回伦敦后,涉讼败北,也下野著书了。

  (三百年,四百年,仅剩的一个诚实者,使耶稣迟迟不能重来人间,

  耶稣是守信者,诚实老又不能不诚实。)

  


卒岁


  怨恨之深,无不来自恩情之切。怨恨几分,且去仔细映对,正是昔日

  的恩情,一分不差不缺。

  如此才知本是没有怨恨可言的,皆因原先的恩情历历可指,在历历可

  指中一片模糊,酸风苦雨交加,街角小电影院中旧片子似的你死我活。

  每当有人在我耳畔轻轻甘语,过了几天,又响起轻轻甘语,我知道,

  不过是一个仇人来了。

  也许这次,唯独这次天帝厚我,命运将补偿我累累的亏损,数十年人

  伦上的颠沛流离,终於能够安憩於一个宁馨的怀抱里,漏底之舟折轴之车

  ,进坞抵站,至少没有中途倾覆摧毁。

  然而这是错觉,幻觉,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公元前,甚至史前,早

  已有过这种错觉幻觉。漠漠的爱,不足乐亦不足致命,惟有爱彻全心,爱

  得自以为毫无空隙了,然后一涓一滴、半丝半缕、由失意到绝望,身外的

  万事万物顿时变色切齿道:你可以去死了。

  此时,在我听来却是:曾经爱过我的那一个,才可以去死了。

  噫,甜甜蜜蜜的仇人,数十年所遇如此者不仅是我。

  仓皇起恋

  婉转成雠

  从文字看来,也许称得上剀切简美,所昭示的事实,却是可怕之极??

  ?确是唯有一见钟情,慌张失措的爱,才慑人醉人,才幸乐得时刻情愿以

  死赴之,以死明之,行行重行行,自身自心的规律演变,世事世风的劫数运转,不知不觉、全知全觉地怨了恨了,怨之铭心恨之刻骨了。

  文学还是好的,好在可以藉之说明一些事物,说明一些事理。文学又

  好在可以讲究修辞,能够臻于精美精致精良精确。

  我已经算是不期然而然自拔于恩怨之上了,明白在情爱的范畴中是决

  无韬略可施的,为王,为奴,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明谋暗算来的幸福,

  都是污泥浊水,不入杯盏,日光之下皆覆辙,月光之下皆旧梦。

  当一个人历尽恩仇爱怨之后,重新守身如玉,反过来宁为玉全毋为瓦

  碎,而且通悟修辞学,即用适当的少量的字,去调理烟尘陡乱的大量人间

  事??古时候的男人是这样遣度自己的晚年的,他们虽说我躬不悦,遑恤

  我后,却又知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总之他们是很善于写作的,一个字一个

  字地救出自己。救出之后,才平平死去。还有墓志铭,不用一个爱字不用

  一个恨字,照样阐明了毕生经历,他们真是十分善于写作的。

  



後记



  还是每天去散步,琼美卡夏季最好。

  树和草这样恣意地绿。从不见与我同类的纯粹散步者。时有驱车客向

  我问路,能为之指点,彼此很高兴似的??我算是琼美卡人。

  有一项恳切的告诫:当某个环境显得与你相似时,便不再对你有益。

  琼美卡与我日渐相似,然而至少还无害,自牧于树荫下草坪上,贪图的只

  是幽静里的清气。

  南北向的米德兰主道平坦而低洼,使东西向的支路接口处都有上行的

  斜坡,坡度不大,且是形成景观的因素,步行者一点点引力感觉的变化,亦

  是趣味??有人却难于上坡。

  他推著二轮的购物车,小步欲上坡来,停停顿顿,无力可努而十分努

  力。成坡的路面约三十米,对于他,诚是艰苦历程。

  身材中等,衣裤淡青,因疾病而提前衰老的男子,广义的美国人??

  望而知之的就是这些。车上搁著手提箱,还有木板、木框,都小而且薄。

  我一瞥见就起疑问,他怎样来到坡下的?上了坡就到家?这是外出办

  事或游乐?

  夕阳光透过米德兰大道的林丛,照在他后背上,其实他没有停顿,是

  几公分几公分地往上进行,以此状况来与坡的存在作估量,我也感到坡程

  之漫长了。

  平静,专注,有信心地移着移着,如果他意识到有人旁观,也不致认

  为窥其隐私,他没有余力顾及与自己上坡无关的细节。

  紧步斜过路面而下,我说了。

  他不动,脸色安详,出言喃喃,指自己的耳朵,微耸肩,那末他是失

  聪。我改用手势示意,用目光徵询他,便见淡漠的唇颊荡然成笑。

  试将右臂伸入他左胁、挟紧,使他的体重分到我身上来,我必需稍侧

  ,才能用左手去推车子,这就不得不横著启步,原以为他受此携助,便可

  随我上坡??一开始动作就知道我想错了,小病或疲乏的人,才可能附力

  借力于别人而从事,他是宿疾,胴体和下肢已近僵化,那细小的移步不是

  他的选择,是惟一的末技。他瘦瘠,感觉上则比我重,沉重,下坠性的阴

  重。我只能应和他原来的小步而走,不是走,是移,总比他独个子上坡要

  略快一些些。他呢喃问话,我凭猜度而以点头摇头来回答他。

  首次体识小动作移步的实用况味,平时是每秒钟一步,这一步,眼下

  要费七秒许,即以此七个挪动才抵得上寻常的一步。挪动之足的踵,不能

  超过待动之足的趾,只及脚心,就得调换。他需要这样,因为只能这样,

  我不自然而然地仿效著.纷蓝的天,无云无霞,飞机在高空喷曳白烟,构

  成广告字母,那是我感到寂寞而偷偷举目远眺了,童年听课时向窗外的张

  望,健康人对疾病人的不忠实,德行的宿命的被动性,全出现在我心裹,

  克制不耐烦,就已是够不耐烦了。小车受力不均,时而木板滑落,时而提

  提箱倾歪欲堕??我停下来,先得把车子对付掉。

  同意。一从他胁间抽回手臂,立刻感到自身的完整矫健,飞快把小车

  拉上去仰放在路边,心想我可以背他或抱他直达坡端,就怕他不信任不乐

  意,而我自己也嫌恶别人身上的气息,人老了有一种空洞的异味,动物老

  了亦如此,枯木、烂铁、草灰,无不有此种似焦非焦似霉非霉的异味。

  改用左手托其腋胁,右臂围其腰膂,启动较为顺遂些。不复旁骛,一

  小步一小步运作,心里重复地劝勉:别多想,总得完成,偶然的,别想,

  完成,偶然……

  终於前面的平路特别的平了,就像以前未会见过。

  他注视我口唇的发音变化,知道我问的是他的”家”,答道:还远。

  再远也不会远在琼美卡之外,何况他的远近概念与我应是不尽相同。

  他只希望再帮助他越过这路到对面去,然后自己回家??表达这个既

  辞谢又请求的意愿时,似乎很费力,以致泪光一闪,暮霭笼着我们,

   ?中感到他是上个世纪的人:……小镇教堂的执事,公务机关的誊录员,

  边境车站的税吏,乡村学校的业师……这四周因而也不像美国:!我亦随之

  与二十世纪脱裂……

  我的呆滞使他阢陧不安,振作着连声道谢,接住车把准备自己过路了。

  我也振作,用那种不自觉的灵活使小车迅速到了对面,用力过猛,提箱之类全滑落在草坪上,就扯了根长春藤,把它们绑住在车架上,摇摇,

  很稳实,这些叶子太装饰性,使小车显得不伦不类,像个耶诞礼物。

  过路时,真怕有车驶来,暮色已成夜色,万一事起,我得及早挥手叫

  喊,我们不能加快回避,该是车停止,上帝,我们不能作出更多。

  犹如渡河,平安抵岸,他看清小车被长春藤缠绕的用意而出声地笑?

  ?就此,就这样分手吧,夜风拂脸,我自责嗅觉过敏,老人特有的气息总

  在鼻端,想起儿时的祖辈,中国以耄耋为毂轴的家……

  并立著听风吹树叶,我的手被提起,一个灰白的头低下来??吻手背

  、手指。

  本可就此下坡,却不自主地走过路面。(小车上的东西有么麽用,到

  了家,怎样的家,他的人,他的一生,他的人的一生??所谓心灵的门,

  不可开,一开就没有门了……上帝要我们作的是他作不了的事。)

  路灯照明局部绿叶,树下的他整身呈灰白色,招手,不是挥手??他

  改变主意了,需要我的护送。

  奔回去时筋骨间有那种滑翔的经验。

  还是采用一手托胁一手围腰的方式??被摆脱了。

  捉住我的手,印唇而不动……涎水流在手背上。

  他屏却我的护送易,我违拒他的感激难,此刻的他,不容挫折??谁

  也不是施者受者,却互为施者受者了。

  奇异的倦意袭来,唯一的欲念是让我快些无伤于他地离开。

  下坡之际,我回头,扬臂摇手,??以后的他,全然不知。

  迎面风来,手背凉凉的,摘片树叶,觉得不该就此揩拭,那又怎样才

  是呢,忽然明白风这样吹,吹一会,手背也干了。

  夏季我惯穿塑胶底的布面鞋,此时尤感步履劲捷,甚而自识到整个躯肢的骨肉亭匀,走路,徐疾自主,原来走路亦像舞蹈一样可以从中取乐,

  厚软底的粗布鞋彷佛天然地合脚惬意。

  藉别人之身,经历了一场残疾,他带著病回去,我痊愈了,而额外得

  了这份康复的欢忻。

  他真像是上个世纪留下来而终于作废的人质,他的一生,倘若全然平

  凡,连不幸的遭遇(疾病)也算在平凡里,可是惟其平凡,引我遐想??

  这遐想随处映见我的自私。从前,我的不幸,就曾作过别人的幸运的反衬

  。虽然很多不幸业已退去,另外的很多不幸还会涌至。可是那天晚上,我

  走回来时,分明很轻快地庆幸自身机能的健全,而且庆幸的还不止这些。

  后来的每天散步,不经此路。日子长了,也就记不清是那个斜坡。我

  感到他已不在人世。(上帝要我们作的是他作不了的事。凡他能作的,他

  必作了。)

  琼美卡与我已太相似,有益和无害是两回事,不能耽溺于无害而忘思

  有益。

  我将迁出琼美卡。

  
(全书完)